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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不是中医超越自身的障碍——对李侠、蒋劲松两种观点的补充修正
http://www.100md.com 2007年10月12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2811期
     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讨论中医的定位和发展路线,可谓慧眼独具,别有洞天。《中国中医药报》8月22日在视点版同时转载了李侠先生《作为地方性知识中医该如何超越自身》与蒋劲松先生《也谈中医如何自我超越》两文,表达了两种中医由“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发展过渡的不同认识。其实,两文的观点也正是当下学术界对中医发展不同认识的集中反映。

    何谓“地方性知识”,李侠先生的解释是:知识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普遍性,地方性知识则缺少这种规定性,至少这种普遍性是局域性的。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能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知识的,只是人类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有很多难言知识是无法转变成明言知识的,我们遭遇的明言知识只是知识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知识的很大部分是处于水下的难言部分。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它遇到的不是经验缺乏问题,而是概念明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缺乏的概念明晰性问题,不但影响了它的进步,而且直接决定了它的地方性知识的定位。

    笔者以为,以中医“缺乏概念明晰性”为根据,将它定位于“地方性知识”是合理的。中医之所以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传授,而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根本问题就在于它概念缺乏明晰性。概念是理论形成的基本单元,也是逻辑推理的基本前提,概念不明晰,直接导致了中医理论的笼统性与模糊性,导致了规律认识上的猜测性与弱必然性,进而带来的便是临床实践中的试探性与弱重复性。例如对脉象的认识,由于概念缺乏明晰性,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对同一个病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类似的情况,中医理论中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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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二千年的发展使理论的系统性更加完备,但是,理论的系统性并不与理论的严格水平必然相关。理论的严格水平取决于概念的明晰程度。正如李侠先生所说:一个理论的概念明晰性,是通过对意义的深入说明和澄清而获得不断提高的,这也就是休厄尔所说的“对概念的解说过程”。西方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它对学科的概念的不断解说所导致的明晰性。

    中医如何由“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发展过渡进而超越自身呢?李侠先生认为:“概念问题比经验问题对理论基础更为重要,任何一门学科经验性因素越少也就越成熟。中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随着其关键概念的明晰性的不断提高,中医将会逐渐从地方性知识,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这就是中医对自身的超越。”

    但是,中医要超越自身,要解决概念不清晰的问题,有一个基本前提是不能绕过的,那就是要首先弄清造成中医概念不明晰和持久不能澄清的原因,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问题的敏感之处。也许正因为问题敏感,所以李侠先生在文章中点到为止而未展开进一步阐述。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就应当把话说完,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直截了当地说,中医概念不明晰的原因不在于它具有的浓厚的传统文化特性,而在于它说理水平始终局限于古代哲学的层面,一个阴阳五行学说,承担着所有中医原理的解释,建立在这样一种“一般性”、“普遍性”原理基础上形成的概念,是不可能具体、明晰的。我们不能将中医知识的地方性只归于文化的差异性,把向世界传播的困难归于对异种文化的难以理解上,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根本的原因在于理论概念自身存在的缺陷。换言之,如果理论概念本身就存在着“难以说清”的问题,即使是没有文化上的差异,也不可能准确理解和把握概念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影响中医向普遍性知识发展过渡的根本,不在于文化差异,而在于说理水平始终没有突破古代哲学层面,使中医理论的概念终未得到具体、清晰、准确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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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蒋劲松先生的观点则是不能苟同的。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传统的文化培养。西学东渐之初,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而西人的思路则难以理解。”这种解释不仅不能对中医“概念不明晰”问题进行有力辩护,反而为中医概念存在的缺陷提供了依据。这恰好印证了李侠先生的观点:“我们只有看到了作为竞争对手西医的存在,我们才能感受到中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存在的事实”。换言之,我们只有看到了西医的一些优势,才感受到了自身的一些不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西学东渐,没有西方科学在东方的普及,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现代科学的文明与发展,就一定还停留在以阴阳五行解释科学现象的古代科学水平上。西学东渐,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现代科学对中医的发展也将是如此。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原因就在于没有与西方科学形成比较。经过了比较,我们才发现对自然科学现象完全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来解释是过于笼统、模糊的,同样发现,以此来全面解释中医诊断、治疗疾病的一切原理,概念也是不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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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传统的文化培养”的观点,把中医概念不明晰的原因归结于传统文化培养的缺乏,也是很有问题的。中医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古代哲学内容,那么要问:加强对古代哲学的培养就能解决中医“概念不清晰”问题吗?蒋劲松先生的观点显然是只看到了中医人文科学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医自然科学的一面。中医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缺失,靠传统文化的培养是不能弥补的。哲学只能对具体科学的发展起到宏观的指导作用,而不能对其具体理论的完善和概念的明晰有实际帮助,任何一个科学学科的理论发展只能靠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实践去推动,中医也当如此。忽视中医具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是影响中医发展和认识统一的症结所在。只强调中医的人文科学属性,而不关注中医的自然科学属性,中医研究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其理论概念的明晰也不会得到显著改善。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提出来与大家讨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是否就成为了科学对立的理由?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科学和技术能否被东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医研究所借鉴和利用?强调科学具有多元性,是否就意味着多元的科学之间毫无相通之处而不能发生任何联系?应当说,科学研究是不应该受到“文化语境”限制的,我们的中医在西方一些国家不是一样发展得很好吗?中医概念如果能在西方科学的“语境”中得到科学阐明,对中医的发展和中医走向世界不也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吗?认为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就是“一种变相地以西医思路改造中医的路线”,认识是偏激的。西医的思维方式对中医的发展到底具有怎样的影响,这需要我们从现实中去判断,从实践中去把握,限于理论层面的争论是找不到答案的。现代中医基础与临床研究对西医方法的大量引进,不能单纯认为只是对方法和技术的借鉴,其应用的背后必然有一种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作指导。说白了,在中医研究的实践中,自觉向实证性方向发展已成为难以回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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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对我以前文章的观点提出相反意见:“所谓‘中医发展需要超越阴阳水平’的提法,实质上是要把中医理论从形上学降低到形下学的水平。”说对了,中医现在需要补的课就是对“形下学”的研究,但这不是对中医理论水平的降低,而是在“形上学”的指导下对中医具体原理的现代科学阐释,是一种进步和发展。也只有如此,中医的“概念不明晰”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所以说,文化上的差异不是中医超越自身的障碍,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医能否挣脱古代哲学的桎梏,摆正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最后再一次引用刘大椿先生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本来富有辩证意义的阴阳范畴,一旦固定为自然科学本身的解释模式,就会对科学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为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解释上。”, 百拇医药(皋永利 山东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