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

    作 者：(美)尤拉·比斯

    出版人：张艺兵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虽然众神们不停地尝试，依然难以改变他们子女

    的命运。

    在我小时候，我那当医生的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让我首次接触

    到“免疫力”这个概念。那个故事是关于阿喀琉斯的神话传说，他的母亲

    海洋女神忒提斯为了让半人半神的他也能永葆安康，曾用天火淬炼他，烧灼掉了他身上属于凡人那部分的必死属性。阿喀琉斯从此浑身刀枪不

    入，唯一的漏洞是脚后跟，因为那是女神手持的位置，天火没能烧到。

    最终，阿喀琉斯因为毒箭射中脚后跟而丧命。这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说忒提斯借助的是分割阴阳两界的冥河的力量。冥河水加持了阿喀琉斯

    的全身，可惜同样遗漏了脚后跟，那个终将致命的罩门。

    当鲁本斯绘制以阿喀琉斯为主题的系列油画时，冥河是他落笔的起

    点。在远景中，蝙蝠翻飞在天际，摆渡船载着幢幢鬼影渡河。在近景

    里，忒提斯正倒提着阿喀琉斯一条肥壮的小腿，将他整个上半身连头带

    脑地浸没在水里。很明显，这不是普通的亲子沐浴。看守地狱的三头犬

    盘踞在画面下方，恰好位于阿喀琉斯身体入水的位置，看起来，仿佛是

    忒提斯正将阿喀琉斯塞入兽口。这样的画面似乎暗示着，获取免疫力是

    种险中求生的行为。

    为了让子女们对世情险恶有心理准备，我妈妈每晚临睡前会读《格

    林童话》给我们听。我已经不大记得那些童话中著名的残酷情节了，记

    忆犹新的，是其中的神奇魔法——生长在城堡花园中的金梨、只有拇指

    大小的男孩、变成了天鹅的十二兄弟，等等。但即使在不谙世事的童

    年，我都能注意到这些故事令人烦闷的共同点：其中的父母都很容易上

    当，草率地参与用子女性命做赌注的豪赌。比如，在某个故事里有个人和魔鬼做交易，把他磨坊前的所有东西

    都给了魔鬼。他以为自己送出的不过是棵苹果树，抬眼却惊觉他的女儿

    正玉立于磨坊前。在另一个故事里，一个求子心切的妇女在成功怀孕

    后，犯馋嘴想吃长在邪恶女巫花园里的莴苣，于是她支使丈夫去偷菜，结果丈夫被女巫抓了，被迫答应将自家的孩子送给女巫作为赔偿。女巫

    将赔来的女孩锁在无门的高塔中。但锁不住的青春期女孩们，会放下让

    人心碎的一卷长发。

    妈妈后来也读希腊神话给我听，其中这种不称职的父母角色也屡见

    不鲜。比如说，有个国王听到不祥的预言，说他将死于自己的外孙之

    手。为了从源头上打破预言，国王将他尚未生育的女儿锁在高塔里。但

    无孔不入的宙斯还是化为黄金雨临幸了塔中的公主，生下来的孩子后来

    果然杀死了他的外公。还有，家长害怕恶毒的预言成真，就将还是婴儿

    的俄狄浦斯丢在山路边等死，牧羊人救了他的性命，却扭转不了他弑父

    娶母的厄运。忒提斯淬炼并洗涤了阿喀琉斯的身体，却依然改不了他终

    将一命呜呼的命运。

    虽然众神们不停地尝试，依然难以改变他们子女的命运。女神忒提

    斯和凡人结婚生下阿喀琉斯，她听预言说这个孩子会早夭，就千方百计

    地去避免恶语成真。在特洛伊战争期间，她曾将阿喀琉斯打扮成女孩的

    模样，但他却拾起剑御敌，还是暴露了男儿身，于是忒提斯就去央求火

    神给他打造了一面神盾。盾牌上纹饰着太阳和月亮、大地和海洋、或战

    或和的城市、或耕或收的农田——大千世界的双重性，成双成对地展现

    在阿喀琉斯之盾上。

    爸爸后来提醒我，当时给我讲的并不是关于阿喀琉斯的神话，而是

    另一个类似的故事。当他重述情节的时候，我理解了我为何会把两者混

    淆。爸爸讲的故事中主角变得刀枪不入的途径，是在龙血中沐浴。但在

    他沐浴时，曾有一片树叶落在他的背上，挡下了一小块未被龙血涂抹过的皮肤。此后他百战不殆，最终却被瞄准那块皮肤的精准一击取了性

    命。

    这些故事让免疫力听起来是玄而又玄的传说，并告诉我们凡夫俗子

    是不该奢望拥有不坏金身的。当我还未为人母的时候，我对这点没什么

    异议。但随着我儿子的降生，我同时意识到了我身为母亲的能力，和身

    为母亲的无能为力。我发现自己开始对命运患得患失，面对诸多两难决

    断。我丈夫和我甚至半开玩笑地发明了一个“为了预防什么病，我们愿

    意让孩子得上什么病”的游戏。

    当我儿子还在襁褓中时，我曾听到各种说法，中心思想都是“归根

    结底只要他安全健康，其他都好说”。我常常想，真的是只要他安全，其他都好说吗？我经常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我有没有能力保障他的安

    全。我知道自己不是神话里的女神，没有重纺我儿子命运线的能力，但

    我尽了最大努力不去成为《格林童话》中的那类父母。我不要用儿子的

    命运赌博，不让他将来因为我的粗心或者贪心而受罪，我不会随意地对

    魔鬼说“你可以拿走磨坊前的一切”，却在话音刚落之际发现那里站着我

    的孩子。比起信心本身，这种信心所要信任的对象才更为

    重要。

    三月春风柳上归。随着这第一缕和煦的春日气息，我儿子即将出

    生。待产中，我信步踱到密歇根湖滩码头的尽处，抬眼看见湖面上旭日

    融冰。我丈夫要我对着他手里的录像机展望一下未来，但是一些技术故

    障让声音没被录下来，所以当时我说了些什么已不可追。被录下来的，是我脸上的神情，那种无所畏惧的姿容。接在那阳光明媚的时刻后的，是漫长的分娩过程。分娩时，我想象我正在湖中游泳，但我想象中的湖

    水竟不受我控制，先变得幽深黑暗，再变成焰山火海，然后，无边无际

    地铺展开去，把我困在中央。足足生产了一天多，我儿子才姗姗来迟，那时窗外已经下起一场冷雨，而我的心也跨过了某条界限，从此，我不

    再能够心无挂碍、无所畏惧。

    也是在那个春天，一种新型流感病毒从墨西哥蔓延到美国，继而席

    卷全世界。但在疫情初期，我并未留意到媒体的相关报道，因为我的全

    部心思都放在我的新生儿子身上。在夜晚，我聆听着他的一呼一吸；在

    白天，我注意着他吃了多少睡了多久。回头看当时的笔记本，我已经不

    大读得懂那些仓促的笔记了——连篇累牍的时间记录，有的只间隔了几

    分钟，旁边的潦草注解，可能是表示我儿子的状态：他醒着，他睡着，他吃着，他在哭。做这些记录，是因为当时的我在试图寻找一个规律，想搞清楚为什么我的宝贝会这么掏心掏肺地哭个不停。直到后来我才明

    白，让他哭得这么辛苦的原因，是他对牛奶不耐受。牛奶中的某些蛋白

    质会刺激他的消化道，当我喝下牛奶后，这些蛋白质经过我的身体，进

    入我的乳汁，然后被宝宝喝下，从而引发他的不适和哭闹——我完全没

    意识到还会有这种可能性。到了夏末，这种新流感已经达到了全球性流行病的级别，疫情吓得

    人们草木皆兵。在晚间新闻拍到的镜头中，候机的人们戴着白色医用手

    术口罩。教堂派发圣餐时将食物串在牙签上，航班上暂停提供枕头和毛

    毯。而现在回望时令我惊讶的是，在当时的我看来，全球流感也微不足

    道。在初为人母的慌乱的新生活中，疫情仅仅淡化成威胁婴儿的诸多因

    素之一——就连枕头和毛毯这类普通物件都可能对新生儿造成致命伤

    害!在外界，大学每天对“高流量”的场所进行表面灭菌处理；在家里，我每晚都搜罗所有可能被婴儿放进嘴里嚼的物品进行高温消毒。这种乱

    世场景仿若全民动员，陪我把育婴多疑症当作时代曲来唱响。和许多新

    妈妈一样，我也听说过：有种婴儿猝死综合征能让看似健康的新生儿毫

    无预兆也无症状地死亡。或许，这就是我不记得对新流感有什么特殊恐

    惧感的原因——可以导致我儿子夭折的原因不计其数，流感不过是千万

    个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我心知，我家墙上的涂料中含有铅，我家的生

    活用水中有六价铬。我还看到书中说，在宝宝睡觉的时候应该在他头上

    开着风扇，因为仅仅是凝滞的空气都能让他窒息而死。

    当我翻开词典查找“protect”(保护)的同义词时，在“shield”(屏

    蔽)、“shelter”(庇匿)和“secure”(保安)这些词之后，还有一个选

    择：“inoculate”(接种)[1]。在我儿子出生后，我也曾经问过自己是否

    该给他接种疫苗。按我当时对疫苗的理解，是否接种这个选择，并不是

    我要不要保护我儿子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他，是不是值得去冒接种疫

    苗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问题。我让儿子接种疫苗，会不会像忒提斯在冥河

    浸洗阿喀琉斯一样，虽然出于好心，结果却福祸难辨、风险不明呢？

    就是否要给孩子接种新流感疫苗的话题，甚至在这种疫苗还未投入

    使用之前，我和周围的妈妈们[2]

    就已经讨论良久。一方面，我们听说这

    种新流感毒株极端危险，因为它从未在人类社会出现过，就像曾在1918

    年肆虐于西班牙、造成约5000万人丧生的大流感，所以我们心感迫切；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听说这种疫苗是在疫情压力下赶工开发出来的，可能没来得及做完善而详尽的测试，所以安全性存疑。

    某位妈妈告诉我们，她曾在怀孕时染上季节性流感并且因此流产，所以她对各类流感都很警惕，这次也打算接种疫苗以免重蹈覆辙。另一

    位妈妈却说，她的孩子曾在初次接种后彻夜哭号不停，所以她不想再冒

    任何风险，不打算再接种任何疫苗。每次谈起新流感疫苗，内容都是延

    续对免疫接种的讨论，对于疾病已了解的方面和对于疫苗还未知的方

    面，将妈妈们心中衡量得失的天平压得此起彼伏。

    随着流感疫情的进一步蔓延，我认识的一位家住佛罗里达州的妈妈

    说，她全家都染上了甲型H1N1流感，但后果只是像得了一场严重感冒

    而已。而另一位在芝加哥的妈妈告诉我，她某个朋友的儿子本来是19岁

    的健康小伙子，但因为甲流入院后竟然发展成中风。这两方面的事例我

    都信，但这些事例仅仅证实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一直想要我们理解的一点：新流感

    的危害程度因人而异，它对某些人群来说基本无害，但对另一些人群可

    能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我的宝宝才6个月大，而我也刚刚重返工作

    岗位，回到大学里面对我的那些咳个不停的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接

    种看起来是个谨慎的选择。

    那个秋天，迈克尔·斯佩克特在他刊登于《纽约客》杂志的文章中

    指出，流感在美国能排进各类致死原因的前十名，即便是相对温和的流

    感所杀死的人也以百万计。“虽然甲型H1N1流感是前所未有的新流

    感，”他写道，“流感疫苗却不是前所未有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是以

    经过多年千锤百炼而成的规范化的疫苗生产方式制造和检测的。”我周

    围有些妈妈不喜欢这篇文章的腔调，觉得它有点咄咄逼人，因为文中没

    有给反面意见留下什么余地。但正是这点，让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可信

    的，我很安心。

    在和其他妈妈们的交谈中我发现，让她们心存疑虑的大致有这么几点：觉得由媒体放出的信息不可靠，觉得政府无能且不作为，觉得大型

    药物公司为了逐利而故意把医药行业搞得不干不净。我能理解这些想

    法，但我却为她们这种觉得任何人都不可信的世界观担忧。

    要信也难。那时的美国正泥足深陷在两个海外战场里，除了军火商

    没人得利。次贷危机正让民众倾家荡产，政府却在搭救那些它觉得重要

    到不能垮的金融机构，用纳税人的钱撑起摇摇欲坠的银行。这种情况

    下，产生“我们的政府觉得大公司的利益比公民福祉更重要”的想法，不

    是不可能的。

    当美国从金融危机的后劲中逐步缓过来时，出现了“恢复公众信

    任”的声音，不过被强调的待恢复重点常常落在消费者信心上。我不喜

    欢“消费者信心”这个说法，就像我听到“相信身为母亲的本能”这种说法

    时会寒毛倒竖一样。我没什么信心，不管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别的什

    么。但我觉得比起信心本身，这种信心所要信任的对象才更为重要。即

    使在经过多年以后，我还是对“信任”一词在法律和金融领域的精确定义

    怀有强烈的兴趣。信托，意思是将贵重财物置放在不具有财物所有权的

    人的看管之下，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贯通了我对养育子女的认知。

    到了10月底，妈妈们依然在谈论着流感疫苗，谈的内容却变成了想

    给孩子接个种是有多难了。我儿子在他儿科医生的等待名单上等了一个

    多月才接上。有些妈妈则在社区大学和公立高中外面排着长队。在等待

    期间，有个不准备给孩子接种的妈妈提到，她曾听说在甲型H1N1流感

    疫苗里有种叫作角鲨烯的添加剂。但另一个妈妈驳回了这个说法，说角

    鲨烯只在欧洲使用的疫苗里有，美国用的疫苗里没有加。不打算接种的

    妈妈不大置信，回嘴说美国疫苗不含角鲨烯的说法又在某处被否定

    过。[3]

    “某处是哪处？”我的一个朋友想知道。“角鲨烯是什么？”我想知

    道。

    和我讨论流感疫苗优劣的妈妈们掌握着大量的科技用语，而当时的我对这些词还非常陌生。她们使用着“佐剂”和“结合型”这类词汇，她们

    知道哪些是活病毒疫苗，哪些又是无细胞疫苗。她们熟悉错综复杂的他

    国接种时间表，能识别多种疫苗添加剂。她们当中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

    作家，所以很自然地，在我们交流的信息和术语中，我听到了各类比

    喻。

    角鲨烯广泛存在于包括人体在内的多种生物体内。它在肝脏中被制

    造，借血液循环游走，并在我们皮肤的油脂分泌物中留下痕迹，甚至在

    指纹那么细微的残留物中都能检测得到。某些欧洲制造的流感疫苗里的

    确含有来自鲨鱼肝油的角鲨烯，但是获得美国上市许可的疫苗里是不允

    许添加角鲨烯的。关于角鲨烯的不定迷踪，有点像硫柳汞的可疑形迹。

    硫柳汞是基于汞衍生的防腐剂，早在2002年，除了多重剂量的流感疫苗

    之外，所有的儿童疫苗都移除了硫柳汞的成分，但即使已经过了十多

    年，担心疫苗中含有汞的恐惧感，依然存在于人们的心里。

    我儿子终于在11月下旬接种了流感疫苗。虽然那时候我们尚不知

    情，但那场传染病最糟糕的时段已经过去了——甲型H1N1流感的传染

    高峰在10月之后就开始衰退。记得我还曾经问过护士，我儿子要打的疫

    苗里有没有含硫柳汞，但我的询问更像是例行公事地走个过场，而非真

    心担忧。那时我就已经在怀疑，如果疫苗真有什么问题的话，那问题不

    是出在硫柳汞，也不是出在角鲨烯。德库拉到达英国时，就像新的疾病入侵一样，是

    乘船渡海而来。

    我儿子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什么啊”，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会说的也

    就这么一句。在他牙牙学语的过程中，我把物品由整化零，逐一教给他

    各个部位的名称，同时也意识到，我们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映射着我们

    的身体。“我们给椅子的，有扶手、椅子腿、坐板和靠背，”诗人马文·

    贝尔写道，“杯子有杯口，瓶子有瓶颈。”创造并理解简单比喻的能力，是和语言一并产生的，语言本身就是由比喻组成。对绝大部分词汇进行

    考据，都能发现被拉尔夫·沃多·爱默生称为“诗歌化石”的痕迹，即沉淀

    在当今语意之下的原始比喻。比如“fathom”这个词，一层意思是丈量海

    洋深度的方式，但现在常用的意思是“理解”，因为它在文字起源上的原

    始本意，是指伸出双臂用左手到右手的长度丈量布匹，而这个本意曾被

    用来比喻“把握一个想法”。

    “我们的身体引导出了我们使用的比喻，”[4]

    詹姆斯·吉理在他论述比

    喻的《我亦是它：比喻的私密生活以及它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眼中的世

    界》一书中写道，“我们使用的比喻则引导了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如果

    我们理解世界的根本始发于我们的身体本身，那么注射疫苗这个行为也

    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象征性：一枚针刺破皮肤，仅仅目睹这个过程就能让

    一些人晕倒，然后外物被直接注射进肉体。能从这个行为中被提炼出来

    的比喻，绝大多数都令人畏惧，而且几乎总是指代着侵害、腐蚀和污

    染。

    英国人把注射疫苗这个行为叫作“戳一下”，而崇尚枪支的美国人，则把它叫作“射一发”。不管叫作什么，注射疫苗都含有暴力意味。当注

    射的疫苗是为了预防那些性传播疾病时，这一行为本身似乎变成了性暴力。2011年，美国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之一米歇尔·巴克曼恐吓大众

    说，针对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简称HPV)的疫苗会

    造成“破坏性结果”，而且“对那些纯真无邪的12岁小女孩进行政府强制

    的疫苗注射”的行为是错误的。她的党派内的竞选对手瑞克·山托伦也支

    持这种言论，并补充说他看不到“让小女孩们进行强制性的义务接种”的

    实际意义。有些家长已经抱怨过这种疫苗“不适合给年纪这么小的女孩

    使用”，另一些家长则担忧，接种疫苗会鼓励未成年人进行不检点的性

    行为。[5]

    在整个19世纪，接种后都会结痂并留下疤痕。有些人畏惧这些疤痕

    是《圣经》中提到过的“兽的印记”。1882年，某位圣公会大主教在他的

    布道中说，接种不啻于注射原罪，疫苗是“令人憎恶的混合物，包含了

    腐蚀物、人类罪恶的残渣和邪行的渣滓，在人死后它们会从精神体中溢

    出，孕育出地狱，并且镇压住灵魂”。

    即便现代的免疫针大多不会再留下疤痕组织，我们依然害怕接种会

    给我们留下某类永久印记。我们害怕接种会引发自闭症或者一些免疫失

    调疾病，比如已经在发达国家肆虐多时的糖尿病、哮喘以及过敏。我们

    害怕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的疫苗会导致多发性硬化症，或者白

    喉破伤风百日咳的复合疫苗(简称百白破疫苗)会导致婴儿猝死。我们

    害怕同时使用多种疫苗会一时间给免疫系统造成过载的负担，或者多次

    接种的累积结果会使免疫系统不堪重负。我们害怕某些疫苗里的甲醛会

    导致癌症，或者另一些疫苗里的铝会毒害大脑。

    19世纪的人们想象，疫苗里含有“蝰蛇的毒液，老鼠、蝙蝠、蟾蜍

    和幼狼的内脏、血液和排泄物”。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类有机物

    (即污秽)是致病原因。这些东西也可以是巫婆煎药的配方。那时候接

    种的确具有相当的风险。倒不是因为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接种会让小

    孩长出牛角什么的，而是因为手臂对手臂的伤口接触式接种可以传播包括梅毒在内的疾病。在这种手臂对手臂的接种方式中，新近接种过的人

    的手臂上水泡里的脓液，会被用来接种下一个人。而等到接种的方式发

    展到不需要进行直接体液交换后，疫苗会被细菌污染又成了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1901年，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市发生了一起接种意外事故，有

    9名儿童在接种后身亡，因为他们接受的天花疫苗被破伤风细菌污染

    了。

    而现今，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使用的疫苗都是无菌的。有

    的疫苗里含有抑制细菌生长的防腐剂。所以，用反接种活动家詹妮·麦

    卡锡的话说，这年头我们害怕的是疫苗里会有“那些见鬼的水银、醚、铝和抗凝剂”。化学制品是我们不信任的现代巫婆煎药。虽然在事实

    上，疫苗里并不含有醚和抗凝剂，但这些名词挑拨着我们对工业化世界

    的焦虑感。我们已经习惯性地将糟糕的健康情况和环境污染都迁怒于各

    类化学制品，而这些名词则引导着我们去联想那些负面感受。

    一份来自1881年、标题为“吸血鬼接种人”的传单曾警告大众，要提

    防一种由接种人员传播给“纯洁新生儿”的“广布的污染”。众所周知，吸

    血鬼喜食婴儿血液，而接种人员为了接种，也需要给新生儿制造出流血

    小创口，所以顺理成章地，吸血鬼变成了对接种人员的比喻。远古传说

    中的吸血怪兽都是丑陋且凶恶的，但维多利亚时代的吸血鬼却已经演化

    得邪魅诱人，他们冷艳的吸引力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觉得接

    种还含有某种性行为的内涵，而由手臂对手臂这一接种方式造成的性传

    播疾病的扩散，则更加强化了这种焦虑。维多利亚时代的吸血鬼，和维

    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一样，不仅仅令人联想到血液上的腐坏，还令人想到

    经济上的腐败。医生实质上是一种被凭空创造出来的付费型职业，并且

    几乎只有出身富有家庭的人才能从事之，所以，工人阶级是不大信任他

    们的。

    布莱姆·斯托克描述的德库拉伯爵就属于嗜血的资产阶级——他的城堡中堆积着蒙尘的金币，并且当他遇刺时，金币会从他的斗篷中簌簌

    落下。但是人们很难将德库拉想象成接种人员，反之，他代表的是疾病

    本身。在《德库拉》一书里的所有比喻中，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德库拉

    到达英国时，就像新的疾病入侵一样，是乘船渡海而来。他能召唤鼠

    群，并且他的邪恶体质可以经由他咬伤的第一位妇女，在她于夜晚恍然

    不觉间捕食的时候，传播到受害的儿童身上。邪恶体质能传染，这是德

    库拉特别令人畏惧，同时也让故事情节变得这么错综复杂的原因。

    虽然在19世纪初，由病菌引起疾病的理论曾被人讥讽嘲笑，但是在

    《德库拉》一书出版的1897年，这种理论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微生物可

    能导致疾病的假说都存在了这么久，以至于当路易·巴斯德用肉汤实验

    证明空气中存在细菌时，它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理论。巴斯德使用带塞

    和不带塞的容器盛放灭菌消毒后的肉汤，只有能直接接触到外界空气

    (以及其中含有的致病微生物)的肉汤才会腐败。在那些追猎德库拉伯

    爵的吸血鬼猎人中，有两位医生提议“消毒”德库拉的棺材，防止他躲回

    去。在故事的开始，这两位医生并不能就诊断结果达成共识。较年轻的

    那位虽然看到一些证据，但是仍然难以接受吸血鬼这种超自然的存在，于是较年长的医生就科学和信仰的交汇融合这一问题发表了一通激切的

    演讲。

    “朋友，你听我讲，”他说，“现今在电气科学界所做的一些实验，在当初发现电的人看来会是邪恶的——但他们自己如果不巧地生不逢

    时，也都会被当作巫师烧死。”他接下来提起马克·吐温：“我曾经听一

    个美国人这样定义信仰，他认为信仰能让我们相信那些我们明知不可能

    的事物。[6]

    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有开放的头脑，不要让一丁点事实阻碍

    伟大真相的到来，就像一颗铁轨上的小石子阻拦火车那样。”

    《德库拉》是个关于吸血鬼的故事，但它更是个关于证据和真相的

    故事。在提出某个事实可能让另一个真相脱轨的同时，它也提出了另一个深远的问题——我们是否要相信接种比疾病更怪异、更不自然？群体免疫力是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如果觉得它

    难以置信，那只可能是因为我们认为身体在本质

    上是孤立的、不与他人相关联的。

    “在每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种恐惧，害怕被独自剩下，被上帝遗忘，无声湮没于茫茫人海中。”索伦·克尔凯郭尔在他1847年的日记中这么写

    道。那一年，他完成了《爱之工》一书，在书中，他坚称，爱不是通过

    言语而只能是“通过结果”来表达。

    我在大学里曾尝试阅读《爱之工》，翻看了五十来页后就精疲力尽

    地放弃了。在我读过的内容中，克尔凯郭尔逐字逐句地展开论述了《圣

    经》中“你当爱邻人，如同爱你自己”这条戒律的涵义，在探究了“爱”是

    什么后，他问道“如你自己”是什么意思，“你邻人”又是什么意思，然后

    是“你应当”是什么意思。等接着读到他追问“那么，谁可以算是某某的

    邻居”的时候，我终于不堪重负，弃卷了事。其实他部分地回答了自己

    提出的问题：“‘邻居’，是哲学家称之为‘他人’的概念，能测试人在自爱

    中展现出的自私。”但在事实上，当我读到那里时，我已经被“人必须将

    他所怀的信仰付诸行动，甚至努力展现它们”这个说法困扰许久了。

    在我儿时的记忆深处，我还记得，当救护车飞驰过我们的汽车旁边

    时，我爸爸兴致勃勃地向我解释鸣笛声音变化中所展现出的多普勒效

    应；当我们闲坐在家附近的河边，欣赏阳光在河面撒下的散金碎玉时，他会向我传授瑞利散射的原理，告诉我是空气中的细小微粒让阳光中不

    同波长的光产生不同程度的散射，由此产生了红云，并且让暮色中的草

    地绿得更加浓郁；在森林中，爸爸曾经为我拆散过一个食物残渣球，那

    是猫头鹰消化不了吐出来的东西，他利用其中残存的骨头重新组装了一

    个小老鼠的骨架。虽然身为医生，我爸爸惊叹大自然造化神奇的次数，要远远超过他谈论人体的次数，但血型却是个他谈来饶有兴致的话题。

    爸爸向我解释说，身怀O型Rh阴性血的人，只能接受O型Rh阴性

    血，但O型Rh阴性血可以被输给任何一种血型的人。所以血型为O型Rh

    阴性的人被称为“万能供血者”。然后他告诉我，他就是个身怀O型Rh阴

    性血的万能供血者。我爸爸尽其所能地献血，因为在急诊输血时总有对

    这类血的需求。我怀疑，虽然那时的我还不自知，但爸爸可能已经猜到

    了，我的血型也是O型Rh阴性。

    远在我知晓自己的血型之前，我就已经领会到万能供血者这个概

    念，不仅有医学上，还有伦理上的意味。但我不认为这种伦理意味之所

    以存在，是因为我爸爸的医学训练曾受到他天主教信仰的影响。教会在

    我的成长过程中影响不大，我没有领过圣餐，所以当爸爸讲到万能供血

    者概念的时候，我并没有联想到献出自己的宝血以洗刷世人之罪的耶

    稣，但即使在那时，我都相信，我们的身体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彼

    此。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我爸爸每次去泛舟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个救生

    圈，上面用不褪色油墨大大地写着他的名字和“器官捐献者”的字样。虽

    然看起来有玩笑意味，但他实质上还是认真的。教我开车的时候，他同

    时也把我爷爷给他的建议告诉我：你不仅仅对你自己驾驶的车负责，你

    同时还要对你前方和你后面的车负责。要同时安全驾驭三辆车是很有压

    力的，至今在开车时想起这点，我还会偶有僵硬之感，但当我获得驾驶

    执照时，我也在驾照的自愿器官捐献栏上签了名。

    在我儿子的小身躯脱离我的身体的那刻，我为他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他的脐带血捐献到一个公共血库里去。我长到30岁只献过一次

    血，那还是我在大学里苦读克尔凯郭尔的时候。我想让儿子从生命初始

    就为公共血库做出贡献，而不用像我那样觉得负债在身。在做出这个决

    定之后，身为万能供血者的我，在儿子出生后接受了两单位的输血——来自公共血库的最珍贵的O型Rh阴性血。

    如果我们能这样想，接种不仅仅影响我们单独的个体，还同时影响

    着我们集体社区的共同体，那么也不难想象，接种跟献血类似，在某种

    程度上是在构建一个“免疫力银行”。我们对这个银行做的贡献，可以被

    捐助给那些不能或者未能被他们自身免疫力保护的个体们。这是“群体

    免疫力”[7]

    的基本原则，而群体免疫力效应，能让大规模接种的效果远

    远胜过对单独个体的零星接种。

    单独个体接受的疫苗有可能并未有效激发身体的免疫力，此外，有

    些种类的疫苗效果相对较弱，比如流感疫苗。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接种

    了某种疫苗，就算这种疫苗的效果相对较弱，病毒也会很难从这个宿主

    转移到下个宿主，它们的扩散势头会被遏制，于是那些未接种的人，以

    及接种了但疫苗没有起效的人就因此得到了保护。接种过麻疹疫苗的人

    如果居住在大部分人群都未接种的地区，他染上麻疹的几率，会比某些

    未接种人士还要高，如果后者住在大部分人群都已接种过的地区的话，这个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此。

    未经接种的人，会受到其周围的人的保护，在那些接过种的身躯之

    间，疾病不能传播。但一个单独接种过的人，被带有疾病的身体环绕

    时，他会面临着疫苗失效或者免疫力式微的危险。保护我们的不只是我

    们自身的皮肤，还有超越我们个体的因素。我们身体之间的界限在此处

    变得模糊。捐献的血液和器官在身体之间流通，从一个身体中离开，到

    达另一个身体，免疫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样，虽然看似个人账户，但

    同时也是公共信托基金。那些要靠群体免疫力保护的人，他们的健康是

    托了邻人的福。

    我儿子6个月大时正值甲型H1N1流感传播高峰期，有一位母亲告诉

    我说她不相信群体免疫力。她说群体免疫力仅仅是个理论，而且通常是

    被用来描述牛群的。我从没这样想过，群体免疫力也可以信则有不信则无吗？虽然，在有个隐形斗篷笼罩和保护着整个群体的想法中，显然藏

    着某些近似魔法的深层机理。

    当我意识到我并不十分理解这种魔法的机理后，我跑去大学图书馆

    寻找群体免疫力的相关文献。我看到的是，早在1840年就有医生观察

    到，即使只给一部分人接种天花疫苗，都能遏制住传染病在整个人群中

    的蔓延。另外，在传染病大规模肆虐之后，当大部分人群因为感染而产

    生自然免疫力时，人们也可以短暂地观察到这种间接获得的疾病抵御

    力。在给儿童接种麻疹疫苗成为共识之前，传染病的涨落犹如浪涛，接

    在高峰浪头之后的，是暂时的风平浪静，在这个时段，尚未因为感染而

    获得自然免疫力的儿童的数目会不声不响地攀升到一个尚不明确的临界

    点。群体免疫力是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如果觉得它难以置信，那只可

    能是因为我们认为身体在本质上是孤立的、不与他人相关联的。不巧的

    是，我们的确如此认为。

    群体免疫力原本的字面意思是“畜群免疫力”，暗示了我们是牛群牲

    畜，在默然等待着被屠宰的那天。同时，这个词也不幸地让人联想

    到“从众心理”(herd mentality)这个词，意为“盲目地跟随大流”。因为

    我们默认群体大众是愚蠢的，那些回避从众心理的人群往往会追求前沿

    思维，认为我们的身体是独立的家园，照料得是好是坏都得靠我们自

    己。这种思维会让人觉得，只要我们耕好自家门前的三分地，旁边家园

    的或涝或旱，都不会影响我们。

    如果我们把牧群的比喻换成蜂群，也许群体免疫力的概念会更吸引

    人。蜜蜂是活在母系社会中、生性独立且对环境有益的昆虫。我们近年

    来从蜂群崩溃的浩劫中学到，单个蜜蜂的健康跟蜂巢的状态关系密切。

    在《群体的智慧》一书中，记者詹姆斯·索罗维基详细记载了蜜蜂寻找

    和交流花蜜资源的方式。索罗维基表示，蜜蜂合作的采蜜方式，是我们

    人类社会也依赖的协作解决问题的一个实例。虽然群体办坏事已有各种先例——比如说私刑，但是索罗维基观察

    到，大群体经常能解决那些会让单独个体觉得力不从心的复杂问题。如

    果某个群体含有足够多样化的成员组分，并且他们都能自由发表意见，那么这个群体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思辨力，可以胜过任何单独的专家。群

    体能寻找到失踪的潜艇，预测股市升降，揭露新疾病的成因。2003年3

    月，一种神秘的呼吸系统疾病出现在中国并导致5名患者死亡，于是世

    界卫生组织安排了一场跨国协作，组织了来自10个国家的多个实验室来

    研究这种后来被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SARS)的疾病。这些自

    身也是由群体组成的实验室，他们携手攻坚，分享信息，在每日会议上

    讨论结果。同年4月，他们就分离出了致病的新型病毒。在这个过程

    中，并没有谁是决策一把手，也没有谁能独占新发现的荣光。科学，就

    如索罗维基提醒我们的，是“巨大的群体协作过程”，它是群体的产物。苏珊·桑塔格曾写过，“高风险人群”这个概念，“复

    活了那种某个群体被疾病判定为有污点的古老想

    法”。

    我儿子全面地接种了各类推荐疫苗，只有一剂疫苗他没有遵照标准

    接种时间表的建议来打。那是应该在婴儿出生一天之内就接种的乙肝疫

    苗，本来也该是他的第一针疫苗。在儿子出生前几个月，我一边在大学

    里教书，一边为迎接他的到来做准备，我拉着一个二手摇篮跋涉过雪

    地，回家挪动书架给摇篮让位置。在那些夜晚，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关

    于接种的文章。在怀孕之前，我心中多少有点数，知道人们对接种有些

    恐惧感。但我心中没数的是怀孕期间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的焦躁感，我

    见识到了各项假说的层出不穷，各类添加剂的繁枝细节，以及各种思想

    意识的异彩纷呈。

    我意识到我涉足的领域太庞杂，只靠我在业余时间单打独斗的话，在预产期之前都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于是我去拜访了我预定的儿科医

    生。当我在给儿子搜索医生时，不少朋友推荐了他，其中包括我的助产

    妇，她说他是“中间偏左”。[8]

    我问这位医生，接种乙肝疫苗的目的是什

    么，他回答我：“你问了个好问题。”语气中有种对这个话题乐此不疲的

    津津乐道。他告诉我说，乙肝疫苗主要是针对内城贫民区居民，为保护

    吸毒者和卖淫者的婴儿而设计的。他向我保证，像我这样的人不需要操

    心这个疫苗。

    那位医生对我的了解，仅仅来自他所看到的表象。他估计的没错，我的确不住在内城贫民区。我当时没想到要向他澄清，虽然我的地方算

    是芝加哥的外城，但那片区域的境况，其实比人们印象中的内城贫民区

    也好不了多少。回想起来，我有点羞耻，我几乎没察觉到医生的种族偏见。听到他说这个疫苗不是为我准备的时候，我只是松了一口气，没有

    去深想这句话的含义。

    像我这样的人，经常会怀有“公共卫生措施不是针对我这种人的”的

    想法。我们以为，公共卫生措施是给穷人准备的——他们受的教育更

    少，生活习惯不够健康，较难获取优质的医疗服务，可支配的时间和金

    钱更是捉襟见肘。比如说，我曾听到同阶层的妈妈提过，标准接种时间

    表上的多种疫苗之所以被安排在一起打，是因为来自穷困家庭的妈妈们

    很难挤出时间多次去诊所，让孩子逐次接受分开打的26剂疫苗。她也不

    想想，世界上任何妈妈，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觉得要反复去这么多次

    诊所是件很麻烦的事。我们这种人会觉得，“标准接种时间表是为另一

    个阶层的人准备的”。

    在《为人母》杂志中，记者珍妮弗·马古利斯表达了她对新生儿要

    接种乙肝疫苗这一常规操作的愤慨，并且质问为什么要提倡给她女儿接

    种那种针对“她永远不会染上的性传播疾病”的疫苗。但是乙肝病毒不仅

    仅通过性接触传播，还可以通过体液传播，所以婴儿染上乙肝最常见的

    途径，恰是被他们的母亲传染。有些身患乙肝的妇女完全不会意识到自

    己患病，她们生下来的婴儿如果没在出生后的12小时内立即接种疫苗的

    话，几乎一定会被传染上乙肝。另外，乙肝病毒也可以通过儿童间的近

    距离接触传染，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是无明显症状的病毒携带者。乙肝

    病毒和HPV以及许多其他病毒一样，也具有致癌性，如果患者在很小的

    时候被它感染，将来患癌症的可能性会很大。

    关于乙肝疫苗的接种尚有些难解之处，其中之一是只对高风险人群

    接种的策略并没有降低感染率[9]。当1981年首次引入这种疫苗时，按最

    初的公共卫生策略，主要适用人群是监狱内的服刑人员、医护工作者、男同性恋者以及静脉注射吸毒人员。但是乙肝病毒的感染率并没有下

    降，直到10年后，将所有新生儿都接种后，感染率才大幅度降低。只有通过大规模接种才能降低感染率，只有通过大规模接种，如今才几乎在

    儿童中根除了这种疾病。

    苏珊·桑塔格曾写过，高风险人群这个概念，“复活了那种某个群体

    被疾病判定为有污点的古老想法”。对于染上乙肝来说，风险涉及的方

    面是非常复杂且不容易评估的。只同一个伴侣发生性行为有风险，经过

    产道降生到人世也有风险。在很多案例中，感染源根本是遥不可追的。

    在分娩前，我决定不给儿子接种乙肝疫苗，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会

    因为产后并发症而大量失血。儿子刚降生的时候，我还不属于高风险人

    群。但是当我拥他入怀哺育他时，接受过输血的我，风险状态已经起了

    变化。[10]

    当最后一场全国性的天花大传染在1898年开始蔓延的时候，一些人

    觉得白人没有染病的风险。[11]

    天花被称为“黑鬼之痒”，或者，倘若是在

    移民较多的地区，天花则成了“意大利人之痒”或者“墨西哥人之痒”。当

    天花在纽约市爆发时，市政府派遣警察去新移民聚集的住宅区，确保意

    大利和爱尔兰移民都接种了疫苗。当天花侵入肯塔基州的米德尔斯堡市

    时，黑人聚集区的居民被强制接种，对此举有异议的人会被枪口顶着去

    打针。这些强制接种的举措的确控制了疾病的蔓延，但是在当时，接种

    可能会导致破伤风和其他疾病，这些风险都被加诸最脆弱的群体上。为

    保护富有者，贫穷者奉献出血肉筑起长城。

    和现在一样，对接种的争议在那时经常会转化成对科学诚信力的争

    辩，但是那些争议，同样可以被理解成是关于权力的对话。[12]

    1853

    年，那些抵制英国《接种法》所推行的免费强制接种规定[13]

    的工人

    们，心底里也会担忧他们的人身自由。如果父母不给他们的新生儿接

    种，他们可能会被罚款，被抓捕入狱，被收缴财产，所以有时候那些父

    母会把自身所处的困境同奴隶制度相比。

    接种，就和奴隶制一样，激发了一些关于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力的迫切问题。但正如历史学家娜嘉·杜尔巴赫所指出的，在很多情况

    下，反对接种者对于废除黑奴制有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个人自

    由，而不是由于两者有共同的目标。那些白人工人拒绝接种，并不是因

    为他们具有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那种勇猛忘我的精神——布朗和

    他的儿子们因其不计后果的废奴举动而被绞死。“拒绝接种者迅捷地攫

    取从奴隶制或者被殖民的非洲那里获得的政治、情感以及修辞价

    值，”杜尔巴赫如此描述发生在英国的反接种运动，“但他们更迅捷地宣

    告，英国白人所遭受的苦难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所遭受的压迫更应得

    到重视。”换句话说，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他们自己和同类的福祉。

    杜尔巴赫在描写那段历史时，经常会提到反对接种者所拥有的一种

    观念：将自己的身体视作“不是会对社会共同体产生危险的传染源，而

    是对污染和侵害非常脆弱的物体”。毋庸置疑，他们的身体，是既具有

    传染性，又非常脆弱的。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常常只看到穷人身

    体的危险性是公共健康的负债，所以穷人需要清楚地申明自己身体的脆

    弱性。

    如果在当时，穷人申明自己的身体并非只具有危险性有其时代意

    义，那么我觉得在现今，不算穷人的我们接受“我们的身体并非只是脆

    弱的”这一观点也有着时代意义。[14]

    中产阶级可能会感到受威胁，但光

    凭拥有身体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同样也具有危险性。即使是儿童那些

    小不点儿们——我们的时代精神让我们以为儿童都脆弱不堪且完全无害

    ——也具有传播疾病的危险性。想想那个圣迭戈的没接种的男孩吧，他

    在2008年的瑞士之行中感染了麻疹，并将其传染给了他的两个兄妹、5

    个同学，以及他的医生候诊室里的其他4名儿童。[15]

    那些受害者中，有

    3名是因为年纪太小还不能接种麻疹疫苗而中招，其中一个病情严重，不得不留院诊疗。

    2004年美国CDC发布了一项分析结果，其中的数据显示，未接种儿童通常是白人，通常有年龄较大且已婚的妈妈，妈妈们通常有大学学

    历，他们的家庭年收入通常超过7.5万美元——就像是我儿子的写照。

    这些未接种儿童常常会聚集在同一地区，增加他们染上疾病的可能性，他们如果染病，也更易将其传递给其他未完全接种的儿童。未完全接种

    的儿童，也就是那些接种了一部分但并未完成所有推荐疫苗的儿童，通

    常是黑人，通常有未婚的年轻妈妈，通常跨州搬过家，通常生活贫困。

    “接种起效果的方式，是通过征召大部分人去接种疫苗，来保护小

    部分人。”我爸爸曾这么跟我解释过，他说的小部分人，指的是人群中

    特别容易染上某类疾病的那些人。比如面对流感的年长者，面对百日咳

    的新生儿，面对风疹的孕妇，不一而足。但是当生活相对富足的白人妇

    女给孩子接种时，我们实质上也为保护一部分贫穷的黑人孩子出了一份

    力，那些孩子的单身母亲可能刚刚搬到新住处，还没来得及给孩子们把

    接种针打完，她们这是情势所迫，而不是个人选择。这是对历史上曾有

    的接种情势的完全反转，历史上的接种曾是富有者从贫穷者身上获取的

    人身奴役的一种形式。而现在，公共健康不仅仅是“为了”像我这样的

    人，而更是“通过”我们——实实在在地通过我们的身体——让一些造福

    大众的措施得以实现，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和它们(病毒)之间难分彼此。

    “我们今天学了病菌哦。”某天我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后告诉我。这句

    话中包含了人称代词和过去时态，对他来说有点难，所以他暗自憋了好

    几分钟才组织好语言。他手中还擎着一个七歪八扭的用水管清洁棍做

    的“病菌”。当他在幼儿园时，我在家里翻阅免疫学课本，那“病菌”的样

    子和书中电子显微镜拍的照片还有几分相似。“你学到了什么？”我问

    他。“病菌，它们超级超级小，又超级超级脏。”他兴致勃勃地解释，为

    能分享他的新知识而开心。“没错，”我附和道，“所以我们早上到学校

    之后要洗手，这样才不会把病菌抹到同学身上哦。”他严肃地点点

    头：“细菌会让你生病，让你咳嗽。”

    对话到此结束，一半是因为我那两岁大的小家伙已经在寥寥数语中

    将他关于传染性病原体的知识储备倾囊而出。这是个令人精神一振的时

    刻。对于病菌，他用的词是“germ”。在这段交谈之后，我在一本医学字

    典里查阅了“germ”这词，发现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病菌”，指那些能

    引发疾病的微生物，而另一个意思是“能够生发新组织的部分”。我们使

    用同一个词语，既指代能致病的事物，又指代能生长的事物。毫无意

    外，这个词的根源是种子。

    我们需要病菌。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如果从未接触到病菌，儿童的

    免疫系统极可能会出问题。1989年，免疫学家大卫·斯特拉坎曾提出，那些有哥哥姐姐的，家庭成员多的，以及生活在没有过度消毒灭菌环境

    中的儿童，发生哮喘和过敏症的可能性比较低。这个卫生假说提出的假

    设是，太干净、太少生病的童年可能会过犹不及，对儿童将来的健康有

    反效果。当这个卫生假说逐渐为人所知时，科学家们曾去寻找某种特定的童

    年疾病，按照假说，生过这种病以后就能预防过敏，但这种思路不久就

    被新认识取代，他们发现就预防过敏的有效性而言，生活环境中总体细

    菌的多样性可能要比某种单一原因或者某一次患病都重要。2004年，微

    生物学家格雷厄姆·鲁克提出了“老朋友”假说。他说，健康的免疫系统

    大概不是被某种童年疾病激发的，那些疾病相对人类演化史而言都还比

    较新，事实上，激发免疫系统的可能是古老的病原体，那些病原体在我

    们还是狩猎采集者的远古时代就已存在了。这些“老朋友”包括了寄生

    虫、小虫和细菌群落，它们生活在我们的皮肤、肺部、鼻腔、喉腔以及

    肠道中。

    人们偶尔还会把卫生假说当成不对传染病进行预防的理由，我的一

    位朋友曾对我说：“就我们所知，像麻疹这样的疾病啊，也可能对健康

    至关重要呢。”但是美洲的原住民们在没有麻疹的状态下活了上千年都

    好好的，直到不久之前麻疹才被引入这个半球，并且产生了灾难性的破

    坏后果。而且，就算从理论上说，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接种的方式断绝麻

    疹传播，但世界上依然还有大量其他病菌存留。比如说，在一茶匙的海

    水中就包含有上百万种不同的病毒。我们接触到的其他生物体可能并不

    够份，但地球上绝对不缺病菌给我们分。

    人类接种疫苗的确导致了一种病毒——能导致天花的天花病毒——

    的绝种。但是每时每刻，新病毒都在重新发明自己，因为病毒天赋异

    禀，能够基因变异。在各类致病微生物中，病毒可能是最令人头疼的。

    这些神秘的小东西，天生靠寄生和吸血生存。准确地说，它们不是非生

    物，但是严格来讲，它们也不能算是生物。它们不吃喝，不长大，也不

    以其他生物存活的方式存活。病毒必须侵入活细胞才能繁殖或者做其他

    任何事。仅仅靠它们自己的话，病毒只是微不足道的不活跃的小片遗传

    信息，小得连普通显微镜都看不见。而一旦进入细胞，病毒就会占用细

    胞的资源来复制更多病毒。人们通常用工厂来比喻病毒感染的机理——它们侵入细胞后，强迫细胞用自身的工具来制造成百上千的新病毒。但

    是我却觉得，与其说病毒感染有工业化色彩，倒不如说它们更具超自然

    风味——病毒是僵尸，或是吸血鬼，或是能附上人身的鬼灵精怪。

    有时候，病毒在感染一个生物体后，会将其自身的DNA信息插入宿

    主的遗传信息中，并遗传给这个生物体的子子孙孙，自此无穷匮也。说

    起来会吓人一跳，在人类基因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始病毒感染后落

    下的遗迹。据我们目前所知，那些遗传信息中有些没什么实际意义，有

    些在特定条件下能引发癌症，而有些已经变成保障我们生存的至关重要

    的组分。在胎盘最外层、让人类胚胎能与之相连的那层细胞，它们所使

    用的基因指令就是很久以前来自病毒的。虽然许多病毒离了我们就不能

    自我繁殖和生存，但是反之亦然，离了病毒赋予我们的基因，我们也不

    能顺利地孕育胚胎，繁殖下一代。

    我们的适应性免疫系统(或称后天免疫系统)，即免疫系统中产生

    长效免疫力的那套，通常被认为是借鉴了病毒DNA的核心技术。我们有

    些白细胞如同随机数生成器那样组合和重组它们的遗传物质，像洗牌一

    样打乱基因编码的顺序，从而产生尽量多样化的细胞，才能识别尽量多

    样化的致病病原体。[16]

    这种基因重组技术也是我们从病毒那里学来

    的。对于人类和病毒，科学作家卡尔·齐默观察到的是“我们和它们之间

    难分彼此”。当我们遇到和我们信念相左的新信息时，就如斯

    洛维克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我们会倾向于去怀

    疑新信息，而不是去自省自察我们自己的信念。

    在我儿子人生第一年中，CDC发布的新型流感病毒警报曾起到的最

    大作用，看起来只是催生了蓬勃的抗菌肥皂和净手液产业。在杂货超市

    里，不但每个结账柜台旁都有灭菌液备用，购物车旁还准备了灭菌湿纸

    巾。大包装的灭菌液出现在机场安检入口、邮局以及我所在大学图书馆

    的流通台上。当流感的威胁已经消退之后，这些消毒液还继续存在了很

    长时间。

    对于常规性的消毒灭菌这种习惯，我常略觉勉强。是我爸爸让我对

    杀灭所有细菌的做法心存怀疑，在医院巡房时，他的手因为反复濯洗而

    皲裂。爸爸一直保持着“不必杀光所有的细菌”的观念。杀光所有细菌而

    不是仅仅将它们洗走的做法，让他想起了讨伐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有

    人问一名修道院院长如何区分虔信者和异教徒，院长回答说：“不用区

    分，统统杀光——上帝自然心中有数。”

    但净手液心中没数，杀起微生物来不加区分、一视同仁，有研究在

    孕妇尿液、新生儿的脐带血和哺育婴儿的妇女的乳汁中都检测到了三氯

    生的存在。三氯生学名二氯苯氧氯酚，它是用于抗菌的化合物，被广泛

    添加在牙膏、漱口水、防臭剂、清洁用品和衣物洗涤剂中，除此之外，它还是几乎所有抗菌液体肥皂和净手液中负责杀菌的活性成分。

    关于三氯生，我们只知道它低浓度时能遏止微生物的繁殖，不管它

    们是有益微生物还是有害微生物，而高浓度的三氯生则能够直接杀死微

    生物。我们已经了解，三氯生存在于我们的废水中，存在于江河小流里，也存在于处理过的饮用水内。它存在于全世界的野生鱼的体内、蚯

    蚓的体内，以及宽吻海豚的血液内。而我们还不了解的是，这么广泛分

    布的三氯生，对我们的生态系统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针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多项在小鼠、大鼠和家兔中进行的动物实

    验，按照实验结果，三氯生对人毒性可能不大，但是长期和多次接触会

    造成的长效影响，目前还不尽了然。2008年，美国FDA曾经罔顾多家大

    型化工公司的抗议，将三氯生列为国立毒性研究项目的调查对象之一。

    我与那里的毒理学家斯科特·马斯腾讨论了三氯生的问题，一开始，他

    对这个话题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当我追问时，他表明：“我不买抗菌

    皂，倒不是我害怕三氯生有什么毒性，而是因为抗菌皂没有任何额外的

    益处。”有多项研究表明，仅就降低细菌数目这个目标而言，用抗菌皂

    洗手的效果并不比用普通肥皂和清水的效果要好。马斯腾博士暗示，将

    三氯生加进肥皂，仅仅是因为公司找到了一个能被人接受的市场，对他

    们的抗菌皂提出了不光能清洁皮肤，还要能彻底杀灭细菌的需求。

    我对他说，我所感兴趣的是，较之于疫苗中的某些成分，三氯生带

    给我们的风险是高还是低。对于三氯生，我们一再接触，避无可避，甚

    至在不使用含三氯生产品的人的尿液里也能检测到它的痕迹。对照之

    下，我们接触到的疫苗中存在的化学制品成分只是痕量[17]

    ，而且只局

    限在几次接种中。但是我也告诉马斯腾博士，我不想单单为了这个比

    较，而对三氯生的危险性夸大其词。“相对风险是比较难以横向比较

    的。”他赞同道。三氯生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可能比较低，但他也提醒

    我，对于一个并不带来额外好处的产品来说，任何程度的风险，不管多

    低，都应该是不可接受的。

    虽然风险分析专家向我们保证，接种能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危害，但对疫苗的恐惧并未因此就销声匿迹。接种产生的不良反应很罕见，但

    是要定量地说明有多罕见却比较困难，原因之一是许多接种后发生的综合征，也可以被这些疫苗所要预防的自然感染引发。由自然途径感染的

    麻疹、腮腺炎、水痘和流感都能导致脑炎，即一种大脑的肿胀。我们并

    不知道，在一个没有这些疾病，也没有针对这些疾病免疫过的群体中，脑炎的基本发病率会是多少。但我们知道，大约千分之一的麻疹会引发

    脑炎，而对于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简称麻风腮疫苗)，则是在每300

    万剂的接种后会出现一例脑炎病例。发病率如此之低，样本如此之少，让研究者难以确定这三百万分之一的脑炎是不是由疫苗引发的。

    2011年，由18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疫苗不良反

    应事件的综合报告，他们为美国国家医学院回顾了1.2万项关于接种的

    研究。[18]

    委员会发现，虽然极为罕见，但麻风腮疫苗的确有可能在那

    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群中引发一种名为“麻疹包涵体脑炎”的症状。麻

    风腮疫苗也可能导致由发烧引发的癫痫，但症状通常温和，而且不会产

    生长期危害。水痘疫苗可以导致水痘，尤其是在免疫系统功能减弱的人

    群中。有6种不同的疫苗可能会在严重过敏的人群中引发过敏性反应。

    还有，注射任何种类的疫苗都可能导致眩晕和肌肉疼痛，这倒不是因为

    疫苗，而是因为注射这个行为本身。

    这份报告解释说，想确定疫苗不会导致的后果，要比确定疫苗可能

    会导致的后果困难得多。如果想说明某事件曾发生，或者将会发生，只

    要看看大量可信的证据就可以了，但如果想说明某事件不会发生，证据

    总会嫌不够。即便如此，委员会检查过的证据都“偏向于否定”那个麻风

    腮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的臆测。这份报告公布的时间很巧，恰恰接在一项

    全国性的调查之后，那项调查表明，在参与调查的父母中大约有四分之

    一的人相信疫苗会导致自闭症，还有半数的父母表达了对疫苗严重副作

    用的担忧。

    “对于风险的认知——人们对于自己周围世界危险性的直觉判断，能顽固地抵抗来自专家的证据。”历史学家迈克尔·维尔瑞奇写道。我们通常不害怕那些很有可能伤害我们的事物，比如我们频繁地以车代步、饮酒、骑车或久坐不动。我们却对另一些事物焦虑恐惧，虽然依统计结

    果来说，它们几乎不可能伤害我们，比如鲨鱼。其实以杀生的绝对数目

    来衡量，可能蚊子才是这地球上最危险的生物。

    “人们是否知道哪种风险导致高死亡率，哪种风险却极少致死？”法

    律学者卡斯·桑斯腾如此设问，“他们不知道。事实上，他们大错特

    错。”桑斯腾是从保罗·斯洛维克的著作中提炼出这个概念的。[19]

    保罗·

    斯洛维克写了《风险认知》一书。书中记载着要求人们比较各种致死原

    因的一项研究。斯洛维克发现，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事故的致死率要比疾

    病高，杀人的致死率要比自杀高，但在这两组对比中，实际情况都和人

    们的想法相反。在另一项研究中，如果致死原因的公众识别度很高(比

    如癌症)，或者比较惊心动魄(比如龙卷风)，人们则会不成比例地把

    致死率估高。

    人们可以从这些研究结果推论出，大部分人对风险的认识根本就是

    错的，一如桑斯腾的结论。但是风险认知的内容，不仅仅是关于可量化

    的风险，还有更大部分是关于不可量化的恐惧。我们的恐惧由多种因素

    塑造而成——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社会阶级和偏见歧视、神话传说和

    梦魇夜魅，都曾给恐惧添砖加瓦。我们无法割舍心中的恐惧，就如抛不

    开心中坚定不疑的信念一样。当我们遇到和我们信念相左的新信息时，就如斯洛维克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我们会倾向于去怀疑新信息，而不

    是去自省自察我们自己的信念。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自行车导致的事故远远多于任何其他消费

    产品，而紧接其后的产品是睡床。[20]

    虽然我频繁使用床和自行车，但

    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心生警惕。我仍将儿子载在自行车后座上，也让他

    睡在我的床上，罔顾公共服务的海报里将一个婴儿和一把锋利砍刀并置

    的警告：“你的宝宝和你睡在一起就跟这一样危险。”研究者发现，人们采取像我这样罔顾统计风险的行为，原因之一是不想让恐惧独裁主宰我

    们的生活。我们让宝宝和大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举

    动的好处大于风险。进一步地说，在我刚怀孕时，我还没意识到生孩子

    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健康来说隐含着多大的风险，但是我儿子的出生让我

    更理解，有些风险是值得去冒的。我一个朋友曾对我说过：“生儿育女

    是人所能冒的最大风险。”他的子女业已成年。

    “或许最重要的，”桑斯腾思索道，“并不在于人们是不是认清了事

    实真相，而在于他们是不是害怕事实真相。”实际上人们常常会害怕事

    实真相。我们锁上门，将孩子转出质量堪忧的公立学校，购买枪支，一

    丝不苟地将手消毒，以此缓解绵延不绝的诸多恐惧感，追根究底，这其

    中大部分都是对于他人的恐惧。但同时，我们又随心所欲地行事。我们

    喝酒喝得酒酣耳热，不顾“酣畅”(intoxicated)一词在拉丁文里也有“中

    毒”的意思。这种两面性让桑斯腾担忧，我们制定的以公众为优先的监

    管法规可能会具有多疑或忽略的特性——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太小的

    风险上，是为“多疑”；而真正迫在眉睫的威胁却又得不到足够的关注，是为“忽略”。

    正如理论家伊芙·赛吉维克观察到的，多疑具有传染性。她把多疑

    称作“强大的理论”，意为它是范围宽泛，且能取代其他思维方式的还原

    论。在很多情况下，多疑甚至被当成是智力的表现。赛吉维克发

    现：“从任何事情中‘仅仅’归纳出偏执的批评立场逐渐显得幼稚、虚伪和

    过于自满。”她并不认为多疑就一定是错误的或者是妄想，她只是觉

    得，那些不完全植根于怀疑的方法更加有价值。她写道：“多疑对某些

    事物知之甚详，对其他的事物却又知之太少。”

    在形容大多数人评估化学制品的风险时，斯洛维克用了“直觉毒理

    学”这个词。他的研究表明，这种直觉毒理学的切入点和专业毒理学家

    采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也经常会导出迥异的结果。专业毒理学家们认为剂量决定了毒性，如果摄入过量，任何物品都可以是有毒的。比如说，短时间内巨量饮水导致的水中毒可以置人于死地，在2002年的波士顿马

    拉松中就有一名选手因此身亡。但大多数人的习惯是用二分法将物品性

    质划归为安全或者危险，无论剂量高低。这种思维方式也延伸到我们对

    接触化学制品的后果的认知上，不管时间多短、剂量多低，我们都觉得

    接触到化学制品就会是有害的。

    在深究这种想法时，斯洛维克表示那些不是专业毒理学家的人会把

    传染性原则借用到毒理学上。正如短暂接触到微量病毒都可能让人染上

    如影随形的终生疾病那样，人们认为接触到任何剂量的有害化学制品都

    会永久性地污染我们的身体。斯洛维克观察到，“被污染”这个词，具有

    一种非黑即白的明确性，要么曾被污染，要么没被污染，就像“活着”或

    者“怀孕”这些词一样非此即彼。

    在各种文化里都有类似的信仰，即有些东西一旦被接触到，就会将

    其本质强加给我们。我们认为只要被污染源轻触一次，我们就永久性地

    被污染了。而我们最害怕的污染源，则是那些我们亲手制造的化学制

    品。虽然毒理学家通常不赞同这种看法，但有许多人认为自然存在的化

    学物质比人造的化学制品的危害性要小。我们似乎相信，大自然是完全

    仁慈而和蔼的，无视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寂静的春天》中的绵绵后劲，靠的不是书中细

    节的指导意义，而是此书引发恐惧的能力。

    另类医学所具有的吸引力之一，是它不仅提供另类哲学和另类疗

    法，还提供一整套的另类语言方式。[21]

    如果我们觉得被污染了，我们

    可以来场“净化”；如果我们觉得体内元素不均衡或者气血不足，我们可

    以服用“补品”；如果我们害怕毒素，我们能选择“排毒”；如果我们年岁

    渐长，肌体逐渐氧化锈蚀，还有“抗氧化剂”让我们安心。这些行为是安

    抚我们基本焦虑的比喻。另类医学的另类语言深谙的是，当我们感觉糟

    糕时，我们就会想要一些明白无误地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我们能获取到的正规药品，大多数是“福兮祸所伏”的。我爸爸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医疗中罕有完美疗法。”虽然此言不虚，但一想到

    我们的医疗手段和我们自身一样不完美，还是让人心中不舒坦。巧的

    是，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心里舒坦，另类医学恰好有个力压千钧的词丢给

    我们当作心理滋补——“纯天然”。这个词暗示着某种药品完全是由上

    帝、大自然或者什么别的高级智能来设计和制造的，不为人类固有的缺

    陷所限制。纯天然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某种药品是精纯的、安全的、有

    益无害的，但是把纯天然当作“好”的同义词，毋庸置疑是我们在极端远

    离大自然的生活状态下才会产生的偏见。[22]

    博物学家温德尔·贝里曾写道：“显而易见，人的生活环境越是人造

    化，‘纯天然’这个词就越显得珍贵。如果我们认为人和自然一定是彼此

    对立，甚至此消彼长的，我们就恰恰盲从了会同时毁灭这两者的对立

    性。现在人们经常将野生的和家养的看成是彼此疏远的孤立个体，但它

    们并不泾渭分明，像善和恶那样非此即彼，它们之间的灰色过渡地带可

    能会存在，一定会存在。”纵容儿童天然地发展出抵抗传染病的免疫力，而不是采用接种的方

    式，对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很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的产生，很大程度

    上源于“疫苗在本质上是不自然的”这种信念。但疫苗正处在人类和自然

    的交界阈限之处——贝里指出，它就像是一块被割草拾掇过后的地，边

    界接壤着森林。接种这行为就像是驯养野生生物，人工的能力体现在我

    们能像训练小马一样驾驭和改造病毒，熬到它听话，但是自然的能力在

    于，疫苗要产生效果，所依靠的依旧是身体对改造病毒——曾一度是野

    生的外来物——所做出的自然反应。

    在接种后，产生免疫力的抗体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人体中被纯天然

    地制造出来的。作家简·史密斯观察道：“在制药界，生物制品(由生物

    体制造的药物)和化学制品(由化工合成的药品)之间有着鸿沟。”[23]

    利用来自生物组织曾经或者依然存活的成分，疫苗能刺激免疫系统为身

    体组建防御军。不过，疫苗中的活病毒是被减低了活性的，有些病毒还

    先经过动物体处理，所以它们没有感染健康人的能力。要说疫苗最不天

    然的方面，恰恰是在已被传染给人体的情况下，它们并不会引发或者传

    播疾病。

    传染病是产生自然免疫力的基本推手之一。不论我们健康与否，疾

    病总是在我们身体间穿行。“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携带着疾病，”一名生物

    学家这么说，“但是我们很少真正地生病。”只有当疾病发作起来时，我

    们才惊觉它的不自然，觉得它和自然的日常状态相悖。只有当乙型流感

    嗜血杆菌让孩子的手指发黑时，当破伤风让孩子的牙关锁闭、身体僵硬

    时，当百日咳让婴儿呼吸困难时，当脊髓灰质炎导致的小儿麻痹症让孩

    子的腿扭曲且萎缩时——只有在这些时候，疾病才显得不够纯天然。

    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登陆巴哈马之前，美洲还是一片净土，没有

    那些肆虐于欧洲和亚洲的传染病。那时候，美洲没有天花，没有肝炎，没有疱疹，没有流感。而那些会导致白喉、肺结核、霍乱、斑疹伤寒、猩红热的微生物，在这个半球尚是前所未闻的。“最初的流行病记载是

    在1493年，可能是因为猪流感。”查尔斯·曼在他的《1493》一书中写

    道。自那年以来，从欧洲引入的蚯蚓和蜜蜂开始永久地改写美洲的生态

    结构，家畜和苹果树开始改变美洲的地貌，新的疾病则开始摧残当地原

    住民。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有四分之三的美洲原住民陆续染病身亡。

    把这个过程看成是纯天然，是后来居上的殖民者喜欢采用的视角，但它

    并不符合“纯天然指的是不由人造或者由人为原因导致的”的定义。美洲

    的生态系统已经被改变，永远不能重返哥伦布登陆前的状态，我们为限

    制传染病扩散所做的免疫接种，大约能算是为恢复栖息地所做的小小努

    力。

    “近几个世纪的历史不乏黯淡的黑暗通道——西部平原上的水牛被

    大量屠杀，水鸟被逐利的枪手追猎，还有怀璧其罪的白鹭，因其羽毛几

    乎被抓捕至绝种的地步。”雷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如此写

    道。她写书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末期，那时公众正急速地意识到核武器

    对环境的影响。卡森预言，下一段黑暗通道将会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劫

    后余波”。人们用飞机将杀虫剂和除草剂从天空喷洒到广袤的田野上和

    森林中，在这些战后的工业制品中，有一些原本是为战争目的研发的。

    其中一种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

    chloroethane，简称DDT)的杀虫剂，渗进了地下水，聚集在鱼类身体

    中，杀死了大量禽类。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DDT依然广泛盘踞在世界

    各处的鱼和鸟的体内，甚至在哺乳妇女的乳汁中。

    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催生了环境保护组织的建立，以

    及美国在全国范围内禁用DDT的政策。此书普及了“人类的健康依赖于

    整体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个概念，但是卡森没有使用“生态系统”这个

    词，她偏好采用“错综复杂的生命网络”这个比喻，在这个网络中，任何

    一处的扰动都会对整个网络造成波动。卡森的传记作家琳达·李尔写

    道：“《寂静的春天》说明了我们的身体不是疆界。”我们的身体不是疆界，但DDT导致的后果与卡森当初恐怖的预言并

    不完全吻合。她曾警告说，DDT是癌症发病的普遍诱因。科学家们在

    《寂静的春天》发表后的几十年里一直研究着DDT，并没有发现支持

    DDT致癌的证据。他们研究了大量暴露于高剂量DDT之中的工人和农

    民，都没有找到DDT和癌症之间的关联。即使将研究细分到特定癌症的

    层面，也没有发现DDT会提高乳腺癌、肺癌、睾丸癌、肝癌和前列腺癌

    的发病率。我把这些结果讲给我身为肿瘤科医生的爸爸听，他闻言回想

    起当年自己还是个生活在小镇上的孩童时，卡车走街串巷喷洒DDT的情

    形。卡车在房前喷药时，他和其他孩子都被关在屋内，但是喷洒车甫一

    经过，他们就跑出门开始嬉耍，那时路边的树叶还在滴落着DDT溶液，空气中仍弥漫着化学制品的气味。爸爸并不太计较卡森可能有 点高

    估DDT的危险性，甚至过犹不及地犯了些错误，[24]

    因为他觉得“她达到

    了目的呀”。她一书惊醒梦中人。

    “很少有书能像《寂静的春天》那样对世界造成这么深远的影

    响。”记者蒂娜·罗森伯格坦承。“DDT会杀死秃鹰，是因为它在环境中

    留存的时间太长，”她写道，“而《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眼下正在杀死非

    洲的儿童，因为它在公众意识中留存的时间也太长了。”导致这种后果

    的不仅仅是那本书，还有一大部分责任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传承了

    《寂静的春天》的文化，让它留存在我们的意识中。但不管责任在谁，疟疾在某些国家里重新抬头是事实，因为那些国家停用DDT作为杀蚊

    剂，而蚊子会传播疟疾。每二十个非洲儿童中就有一个死于疟疾，还有

    更多的儿童因为疟疾落下脑损伤。鉴于现在尚无针对疟疾的有效疫苗，人们只能继续使用效力低下的治疗手段、具有毒性的避孕药，以及危害

    环境的杀虫剂。

    不巧的是，在目前，使用DDT恰恰是控制疟疾蔓延最有效的手段之

    一。通过每年将DDT喷涂在家庭房屋内墙的方式，一些南非国家几乎完

    全消灭了疟疾。和美国那种用飞机在上百万英亩的田地上喷洒DDT的粗犷方式比较起来，这种谨慎使用DDT的方法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相对较

    小的。但DDT也不是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现在很少有化工厂制造

    DDT，慈善捐赠者也不愿意为DDT买单，还有很多受援助的国家觉得，在本国使用这种在他国已经被禁的药品有些不情不愿。“疟疾在富有国

    家绝迹，却将贫穷国家的境况带进谷底。”罗森伯格如此写道。

    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将疟疾带到了美洲，曾几何时，疟疾的影响范围

    北至麻省波士顿。虽然疟疾在这个国家的声势从未达到过它在非洲的高

    度，但它仍然是一座待攻破的坚城。从1920年开始，美国疏通了上千英

    里的沟渠，排干了若干沼泽，将纱窗装进了千家万户，散发了成吨的含

    砷杀虫剂。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杀死传播疟疾的蚊子，并且摧毁它们的繁

    殖地。作为最后一击，在室内，家家户户都将DDT涂在自家墙上；在户

    外，杀虫剂从飞机上飘飘洒洒覆盖在广袤的疆土上。美国终于在1949年

    根除了国内的疟疾。消除疟疾有诸多好处，其中一项是刺激经济发展。

    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马修·邦兹曾将疾病的全球化

    效果和广泛流行的犯罪或者腐化的政府相比，他说：“传染病系统性地

    窃取了人类的资源。”

    “有这么满满当当种类繁多的疾病!”卡森曾如此对朋友发牢骚，当

    时她眼睛发炎，甚至不能阅读她自己的作品。她的《寂静的春天》一书

    的写作计划已经一再延宕，因为她经历了溃疡、肺炎、酵母菌感染以及

    两个肿瘤的蹂躏。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罹患肿瘤的事情，虽然这肿瘤在

    不久后会要了她的命。卡森不希望有任何科学之外的因素被掺进她的倾

    心力作中，所以她和肿瘤的斗争隐没成了伏线，静卧在下降的秃鹰数

    目、不会被孵化的鸟蛋以及僵死在郊区草坪的知更鸟背后。

    虽然卡森提出DDT可能会致癌，但她仍然意识到DDT在预防疾病方

    面的能力，并写道：“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忽视由昆虫传播的

    疾病。”但她也建议，化学制品应该被用于处理真正的威胁，而不是去针对“假定的虚设危机”。她倡导，使用化学制品时可以采用适用具体情

    境的合理方式，而不是一味禁用，甚至闭眼忽视非洲儿童的生死。但是

    她著作的绵绵后劲，靠的不是书中细节的指导意义，而是此书引发恐惧

    的能力。

    《寂静的春天》以《明日的寓言》开篇，在她描绘的画面中，曾一

    度长满橡树、蕨草和野花的牧歌田园急速崩坏成万鸟齐喑的劫后废土。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采摘橘子的工人们身患暴虐的恶疾，憎恶蜘蛛的家

    庭主妇得了白血病，一个小男孩欢迎他在土豆田劳作的父亲归家，却在

    当晚死于杀虫剂中毒。这是个恐怖故事，讲述着人造的怪物揭竿而起，对抗创造者人类的情节。就像德库拉一样，这个怪物像雾一样在空气中

    浮动，在土壤里潜伏。甚至就连剧情也像《德库拉》那样，《寂静的春

    天》倚重于两极对抗的象征意义——好与坏，人类和非人类，自然和非

    自然，古典和现代。《德库拉》里的怪物有着古典根源，但《寂静的春

    天》里的邪恶，则堂堂地以摩登生活的状态现身。我们从未是人类。或许，我们也从未现代化过。

    我曾经独自阅读关于三氯生的研究，不久后，我就认定它正在摧毁

    我们的环境，同时还在缓慢地毒杀我们。又或者，三氯生对人类无害，对环境也不是什么严重威胁——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读到的研究数

    据，于是我联系到某篇论文的作者，他在FDA做研究，电话上听来声音

    和蔼。我向他说明了问题，他个人倒是愿意为我解惑，但是有规定禁止

    他和媒体交流。我并没意识到我也算媒体人员，虽然当时我的确正在为

    《哈泼斯》这份杂志写一篇稿子。

    我在挫折中挂上电话，头枕在关于群体免疫力的连篇累牍的文献中

    昏昏睡去。醒来时，我发现有一小片印刷油墨转印到我脸上，它

    是“munity”(社区)，词源是意为“服务”或“义务”的拉丁词

    汇“munis”。“你写的实际上是社区(munity)，而不是免疫力

    (immunity)。”后来，我的一位同事这样对我说。我发觉果如其所

    言，但我写的内容中实际上同时包括这两者。

    既然我试图确定三氯生是好是歹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我就骑车去儿

    子的学前班接他，骑到半路开始下雨。我载着吱哇乱笑的儿子冲入雨

    幕，从学前班门口狂奔到一个街区外的市立图书馆小憩。儿子在图书馆

    里翻着他随手选的图画书，而我依然被我是否算媒体人员这个问题困扰

    着。我把这个问题理解成一个更广泛的归属问题，[25]

    在我心里，虽然

    我有作品刊发在媒体上，但我不算是媒体人员。如果媒体人员的对立面

    是诗人，那么我两者皆是。

    儿子搬来几本童书，其中一本是讲迷路在地球的小外星人，苦恼于

    周围没人说外星话；一本是讲在鸟的家庭中生活的蝙蝠，迷惑于周围没有鸟倒挂着睡觉；还有一本是关于猴子嘎奇，他被别的猴子嘲笑，因为

    他用两脚走路而不是四肢着地。儿子光是听到“两脚嘎奇”这个名字就乐

    不可支，但他并不特别理解中心思想里的冲突。“嘎奇用两只脚走路又

    关其他的猴子什么事呢？”他不解。“因为他与众不同，让其他的猴子觉

    得受到威胁。”“‘受威胁’是什么意思？”他接着问。

    解释“受威胁”的意思花了我一点时间，因为我也要重头翻看那几本

    童书。归属和不归属是童书中常见的主题，甚至往大了说，就是童年自

    身的主题，而让我惊讶的是，这几本书讲的都是同一种内容。它们讲来

    讲去的都是我们和他们的问题。虽然蝙蝠和鸟类一同生活，她却觉得自

    己在那里没有归属感，就像生活在地球的外星人和用两脚走路的猴子那

    样。在书末，蝙蝠回归到自己的蝙蝠妈妈身边，小外星人也为它的外星

    父母所搭救，但在故事结局之后，有些问题依然存留在我心中。曾有一

    只鸟问蝙蝠：“我们怎么可以感受如此相似，但实质却这么不同？”另一

    只鸟则心中不解：“我们怎么可以明明如此相似，感受却这么不同？”

    鸟类和蝙蝠属于不同的生物学种属，但在孩子的眼里，它们都属于

    会飞的东西。《星月》这本关于蝙蝠的童书，允许一些模糊不清的分类

    和似是而非的界限存在。但那种用不是我们就是他们的二分法看世界的

    思维方式，则会坚称每个个体都属于非此即彼的类别——它没有给不确

    定的身份认同以及同类中的异类留下多少空间。它不允许存在蝙蝠和鸟

    的同盟、居住在地球的外星人以及正在演化中的猴子。如此一来，我们

    和他们之间的对立，就如温德尔·贝里所警告的，变成了“会同时毁灭这

    两者的对立性”。

    在我和一位免疫学家讨论关于接种的政治话题时，他说：“我知道

    你是站在我这边的。”我不赞同他这种说法，因为当我看到他们画出楚

    河汉界之后，心里觉得站在哪一边都不合适。关于接种的辩论常常会变

    成如科学哲学家唐娜·哈拉维所说的“令人不安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将科学和自然对立，将公众和私人对立，将事实和想象对立，将自己和

    他人对立，将思维和情感对立，将男性和女性对立。

    待接种儿童的母亲和儿科医生之间关于疫苗的异议，有时会被描述

    成战争。这个比喻被使用在不场合时，接战双方可能是无知的母亲对上

    渊博的医生，或者是凭直觉的母亲对上靠学识的医生，又或者是慈爱的

    母亲对上无情的医生，还可能是无理的母亲对上理性的医生——性别偏

    见比比皆是。

    与其去设想一场追根到底是自己打自己的战争，我们更好的出路可

    能是去接受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都是不理性的理性主义

    者。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既爱自然也要技术。我们都是“改造人、混

    血、马赛克和奇美拉那样的嵌合体”，哈拉维在她惊世骇俗的女权主义

    著作《改造人的宣言》中这么写着。她设想了一个半机械化的改造人的

    世界，“在那里人类不会害怕和动物与机器成为血亲，不会畏惧永远不

    完整的身份认同和针锋相对的观点。”

    改造人学者克里斯·哈柏斯·格雷提出，只要被接种过疫苗，我们就

    都算是改造人。我们的身体本身具有对疾病做出反应的遗传编码，然后

    被经技术改良过的病毒加以增强。作为一个接种过的改造人和处于哺乳

    期的母亲，我还在我被改造过的身体上接装了泵奶器，并通过这种现代

    机械给我的孩子提供最原始的食物。当我骑车时，我则成了半人半机

    器，但这种组合也可能让我受伤。我们的技术在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了危险。不论是好是坏，它都是我们的一部分了，谈不上

    是自然还是不自然。

    多年前当我一个朋友问我是否采用了“自然分娩”时，我很想说

    是“兽性分娩”。当我儿子刚露头时，我竟想用自己的双手扒开血肉把他

    给拉出来。当然，这是事后别人告诉我的，我倒不记得有过任何把自己

    撕个对开的意图——唯一记得的只是当时的紧迫感。那时候，我既是人也是兽，或者两者都不是，就像如今的我一样。“我们从未是人类。”哈

    拉维曾这么说。或许，我们也从未现代化过。[26]当“接种”最初被用于形容种痘时，它比喻的是疾

    病的移植，这比喻将以接受者的身体为根本，生

    发出累累果实。

    接种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它在现代医学成型之前就已经作为民间

    疗法流传在农夫之中。在18世纪的英国几乎每个人都患过天花，绝大多

    数幸存者的脸上都残留着疾病肆虐后的疤痕。可是挤奶女工的脸上都没

    有天花的痕迹，没人知道她们免受恶疾蹂躏的原因，但人人都亲眼见到

    了这一点。据坊间传闻，如果挤奶女工挤过正患着牛痘的奶牛，并且因

    此受到感染，在手上出一些小水泡的话，她们将不会再染上天花，即使

    去照顾染着天花的病人，她们也毋庸担心自己被传染。

    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水轮发电机开始转动棉纺厂的纺锤，医生

    们也逐渐注意到牛痘对挤奶女工和其他挤牛奶的人的神奇功效。在1774

    年的天花疫情中，一位已经染过牛痘的农夫使用缝衣针将牛痘水泡里的

    脓液挑出来，并转接到他的老婆和两名年幼的儿子身上。乡亲们听闻

    后，无不惊诧莫名。农夫的老婆在接种后手臂红肿胀痛，发了场病，继

    而痊愈了，而儿子们仅仅产生了点温和的反应，没有出现强烈的症状。

    他们在自此之后的漫长人生里从未染上过天花，其间他们曾多次接触到

    天花，结果都安然无恙，甚至有时候，他们是故意去接触天花，仅仅为

    了展示他们身具免疫力。

    20年后，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从一名挤奶女工手上的水泡中提取

    了些脓液，然后用小刀将其用力拭进一名8岁男孩的手臂皮肤中。男孩

    发了点低烧，但是没病倒。然后琴纳将这名男孩暴露在天花流行的环境

    中，但男孩没有受到感染。这个结果给琴纳壮了胆，他在许多人的身上

    重复了这个实验，其中包括他尚在襁褓中的亲生儿子。没用多久，这个操作被琴纳定名为“牛痘预防接种”，词源是拉丁文中表示牛的“vacca”。

    牛这种动物，在接种的历史中踏下了永恒的足印。

    实验结果让琴纳确信接种能起效果，但是他并不理解为什么会起

    效。他发明的接种操作，完全是架构在观察而非理论之上的。那时候，还要有一个世纪人们才会首次分离并鉴定到病毒的存在，离人们了解天

    花传播的内在机理则还要更久。那时的外科医生做手术时并无麻醉剂可

    用，他们也还不知道对手术器械进行消毒的重要性。那时候，还要有一

    个世纪人们才会确认病菌理论，离人们发明从霉菌中提取青霉素的技术

    则还要更久。

    但早在强悍的农夫使用缝衣针给孩子们接种的时代，免疫接种的基

    本机理也不算是前所未闻。在那时，人痘接种法，也即故意将温和的天

    花引给健康人以避免其染上更严重的疾病的操作，虽然在英国多少还算

    新鲜事，但在中国和印度已经被使用了几百年了。人痘接种这种技术最

    终被从非洲引入到美洲。利比亚奴隶阿尼西姆向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

    解释了接种的方法。当马瑟问阿尼西姆有没有患过天花时，他回答

    说：“有，但也没有。”阿尼西姆的意思是指他小时候被接种过水痘，正

    如很多出生在非洲的奴隶一样。

    马瑟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因麻疹丧命，在1721年天花开始传播到波

    士顿时，他说服了当地的一位医生，给两名奴隶和这位医生的小儿子接

    了种。当这3名试点病人痊愈后，医生继续去给上百名群众接了种，后

    来这些人的生存率比那些未接种过的人要高很多。马瑟本人曾经深刻地

    影响了即使在当时都算过于宗教狂热的萨勒姆审巫案[27]

    ，他在亲眼见

    到接种有效后，开始宣扬这种技术是上帝的礼物，但人们不买他这套说

    辞的账，并往他屋内投掷燃烧弹，还附上“科顿·马瑟，你这狗杂种真该

    死!我用这个给你种个痘儿!”的信息。

    大约在同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将人痘接种的技术引进英国。她在土耳其目睹过该操作之后，让她6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都种了痘。

    蒙塔古是英国大使的夫人，她有兄弟死于天花，她自己的容颜也被这种

    疾病摧毁。同为天花受害者的威尔士王妃在英国国内安排了前期实验，给死刑犯接种人痘看看效果。这些死刑犯接受人痘后，不但活了下来，还从此对天花免疫，并因为以身试药之举得到了皇家赦免。于是王妃给

    她的7个孩子都接了种。后来当她的丈夫成为国王乔治二世的时候，王

    妃也变成了皇后。

    当伏尔泰在1733年发表他的《关于英吉利国的通信》(法文原名

    《哲学通信》)时，人痘接种法在英国境内已经被广泛接受，但在法

    国，群众还是畏之若虎。伏尔泰自己曾经生受过非常严重的天花，作为

    幸存者，他感叹说，如果法国能像英国那样迅捷地接受人痘接种法的

    话，“1723年在巴黎被天花扑杀的两万人现在还可以活得好好的。”

    伏尔泰的通信集中有一封题为《谈接种》。当他写下这个题目的时

    候，“接种”这个词在英文中的意思主要还是指植物学上的接芽或者接

    穗，例如在培植苹果时将一棵树的树干嫁接到另一棵树的树根上。接种

    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将疮痂干燥后碾磨成粉，放到鼻孔下直接嗅吸，或

    者将沾有病毒的丝线缝进虎口皮肤中，但在英国最常见的操作是在皮肤

    上划出一个小口或者小瓣膜，就像是树皮上容纳被嫁接树枝的开口，然

    后将具有传染性的材料置于其中。当“接种”最初被用于形容种痘时，它

    比喻的是疾病的移植，这比喻将以接受者的身体为根本，生发出累累果

    实。我们的身体和诸多病毒是针锋相对的两股智能之

    力，它们被锁定在无法离场的棋局中，不败不

    休。

    即使是在高科技层面，我们对免疫力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

    比喻。免疫学者描述细胞活动时，采用诸如“翻译”和“交流”这类词汇，给它们注入了本质上属于人的特性。1984年，3位驾车同游的免疫学家

    想到某种可能性，并因此兴奋莫名：或许，我们的细胞在相互交流时，就像由它们所组成的人一样，会使用自成系统的信号和符号——也即某

    种意义上的语言。他们在一辆大众汽车中坐了17个小时，陪伴他们的是

    一轮味道醇厚的塔雷吉奥奶酪和一本意大利版的翁贝托·埃可的《符号

    学理论》，他们中的意大利人给大家做着粗疏的翻译。这些免疫学家认

    为，对符号学这门研究标志和符号的使用和解读的学科有更多的理解，会对他们的免疫学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当得知他们的想法催生了免疫符号学会议时，我心情激动，以为这

    场会议是专门探讨“比喻”这个符号学工具的。我以为发现了一群乐意仔

    细检视他们所使用的比喻的免疫学家。可惜的是，会议论文显示出，他

    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解读符号的，而不是我们的头脑

    如何处理符号。但是正如免疫学家弗朗哥·西拉达在他的论文《人类头

    脑是否使用了由淋巴细胞在上亿年前发展出的符号逻辑？》中所说的，我们的头脑可能从身体那里学习到解读符号的技能。

    “免疫学家只能使用不常见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他们的观察结果，”符

    号学家托尔·冯·尤克尔在会议中提出，“这种表达方式会采用‘记忆’‘识

    别’‘解读’‘个性’‘读取’‘内视图’‘自我’‘非自我’这些词汇。”他指出，在物

    理和化学领域的学者并不曾采用这些词汇。“原子和分子没有自我、记忆、个性或内视图，”他说，“原子和分子不能读取、识别或者解读任何

    东西，它们也无法被杀死。”与会的其他符号学家，特别是翁贝托·埃

    可，质疑身体中的细胞是否真的参与了“解读”这一行为，但免疫学家对

    这方面的定义并不太钻牛角尖。

    人类学家艾米丽·马丁曾经访问过数名科学家，征询他们对把免疫

    系统描述成“在战争中的肌体”这类比喻的看法，有些科学家根本不认为

    那些描述是比喻，他们坚称“事实本来就是如此”。其中也有一名科学家

    对战争这个比喻有异议，但原因却是她反对当今战争进行的方式。马丁

    曾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时期进行过一项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免疫力的研

    究，她发现，军事防御类的比喻渗透了我们关于免疫系统的想象。[28]

    马丁观察道：“流行文章将身体描述成全面战争的战场，交战双方

    是无情的侵略者和坚毅的防御者。”照我们的理解，疾病是需要我们

    去“抵抗”的某种东西，因此引发了对免疫系统的一系列军事比喻。在图

    书和杂志的文章中，身体会像排兵布阵那样调动细胞，一些是“步兵”，一些是“装甲兵”，这些部队埋下“地雷”来炸掉细菌，免疫反应本身则是

    被“像炸弹一样引爆”。

    但这种烽火连城的景象并不能充分反映马丁在她的采访中所见识到

    的想法的多样性。比如说，另类医学的实践者们这一整体就坚拒使用战

    争类比喻描述免疫系统。除此之外的大部分人，不管是不是科学家，都

    会倾向于使用军事词汇，但人们也会采用其他种类的比喻，有些人甚至

    非常抗拒军事类比喻。“我脑海中所想的免疫系统的景象，几乎像是一

    片浪潮，你能理解吗？那种张力，还有那些起起落落。”一名律师如此

    描述着心中的免疫系统，她进一步解释说，她提到的张力是指“平衡和

    不平衡状态”。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一些人呼应了这一想法：身体不是一

    直处在武装斗争中，而是在趋向平衡与和谐的动态里。其他的比喻还有

    将免疫系统比作交响乐、太阳系、永动机以及母亲的警惕性等新意。“免疫系统”这个词最初是在1967年由免疫学家尼尔斯·简纳提出

    的，他试图凭借此举调和免疫学中两派的争端——一派认为免疫力主要

    是依靠抗体，另一派则坚信免疫力来源于特化的细胞。简纳使用“免疫

    系统”这个词来囊括所有和免疫力有关的细胞、抗体以及器官，来表达

    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概念。这个定义意味着，免疫力来自由诸多部件组成

    的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由相辅相成的不同部分协调作用，琴瑟和

    鸣。在当时的科学界，这种概念比较新颖。

    我们对免疫系统的认识并不浅显。免疫系统起始于皮肤，那层能在

    体表合成生化物质以抑制某些细菌生长的屏障；在皮肤深层，则有细胞

    能引发炎症反应，吞噬病原体。然后还有分布在消化系统、呼吸系统以

    及泌尿系统中的内膜，它们产生能捕获病原体的黏液和能驱除病原体的

    纤毛，还有高浓度的细胞，能制造负责长期免疫力的抗体。在那些屏障

    之外，尚有循环系统将病原体从血液中转运到脾脏里，在那里，血液得

    到过滤，抗体次第生成，淋巴系统将病原体从身体组织中冲刷进淋巴结

    里，然后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病原体会被各种细胞包围、吞噬并

    消灭，这些细胞还会记住这些病原体的模样，若以后再次遇见它们，能

    产生更迅捷的反应。

    在体内深处，骨髓和胸腺生产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细胞，它们都

    专司免疫一职。这些细胞分工各异，有的细胞能摧毁被感染的细胞；有

    的细胞能吞噬病原体，并将它们呈献给其他细胞以便识别；有的细胞能

    监视其他细胞的状态，识别是否有癌变和被感染的迹象；有的细胞能制

    造抗体；有的细胞则能携带抗体。所有这些细胞，都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为不同的类型和亚型，其间的交互作用犹如一段段巴洛克式的精致舞

    蹈。它们的交流有一部分是依靠自由流动的分子产生的作用，化学分子

    从伤口或感染处顺血流而行，激活细胞释放引发炎症反应的物质，其中

    有益的分子则刺破微生物的表膜，让微生物破烂不堪。虽然新生儿一出生就具有免疫系统的完整组成，但有些情况还是能

    让新生儿的免疫系统觉得吃力。比方说，要穿透流感嗜血杆菌黏稠浓密

    的表面层，会让新生儿的免疫系统觉得力有不逮。但只要是足月降生的

    新生儿，他们的免疫系统就绝对不是不完整或者未发展好的。这种免疫

    系统的状态被免疫学家称为“幼稚态”，因为它尚未受到外界影响，还没

    有机会对感染做出反应，制造抗体。新生儿出生时，体内循环着一些来

    自母亲的抗体，如果采用母乳喂养，会给他们补充更多的母体抗体，但

    是这种“被动免疫力”会随着婴儿的长大而逐步消退，不管采用母乳喂养

    的时间持续多久。疫苗能指导新生儿的免疫系统，让它们能够通过疫苗

    的形状特征来识别和记忆下它们还未曾谋面过的病原体的形状。无论接

    种与否，婴儿人生的头一年都是他们免疫系统接受急速教育的一年——

    所有那些流鼻涕和发烧的症状，都是婴儿的免疫系统在学习新的微生物

    词汇的现象。

    当我在寻求一些免疫力机理方面的指点的时候，有幸请得一位免疫

    学教授在咖啡馆里给我做了一场两小时的单人讲座。在那两个小时中，他没用过任何军事比喻来描述肌体的工作方式。他使用的比喻，更接近

    于美食和教育——细胞“吃掉”或者“消化掉”病原体，然后“指导”其他细

    胞。当他提到某些东西被杀死或者摧毁的时候，他指的就是字面意思上

    的死亡和毁灭。他告诉我，某种白细胞能杀死其他细胞，其科学术语的

    名字叫“自然杀手”。

    后来，我旁听了这位教授的一系列讲座。当我在学习先天性免疫和

    适应性免疫的区别，并且拼命想要记住一大堆NLRs(NOD样受体)、PAMPs(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APCs(抗原呈递细胞)这样的缩写

    及其表示的意思时，我留意到免疫系统的细胞也有它们自己的胞生百

    态，它们接吻，它们是幼稚态的，它们进食，它们排空，它们表达自

    我，它们被激活，它们被指导，它们做报告，它们成熟，它们存留下记

    忆。“它们听起来就像我的学生。”我的一位教授诗歌的朋友评论道。如果从那些讲座中能诞生出一首叙事诗，那么这首诗歌将是关于我

    们的免疫系统和病原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演化的戏剧。有时候这场戏

    会被看成是还在持续中的鏖战，但它绝不是那种由阿帕奇直升机和无人

    驾驶飞机主导的战斗。免疫系统和病原体之间的作用是以智胜勇的战

    斗。“于是，病毒变得更加聪明，”我的免疫学教授会说，“它们耍了些

    巧妙的手段——它们偷师了我们的策略来对抗我们自己。”在他的叙述

    中，我们的身体和诸多病毒是针锋相对的两股智能之力，它们被锁定在

    无法离场的棋局中，不败不休。抗生素和疫苗，它们都像是穿越时间的旅行。

    在天气和煦时，我几乎天天出门散步。当我顺着密歇根湖岸信步往

    北时，会经过一片占地广阔的墓地。在一个盛夏的早晨，我儿子一直吵

    着要从婴儿车中出来，于是我转向，穿过铁门进入墓地，让儿子在那里

    连绵的树荫下欢快奔跑。我们进入空阔的墓地时，儿子兴高采烈地

    喊“嗨”，并向空中挥手打招呼。他踉踉跄跄地顺路而行，间或驻足而

    笑，向空无一物处挥手致意，并且不停地说“嗨”。到那时为止我只看到

    他对人说过“嗨”，于是我半跪下来，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看到的却是

    他在注视着某个墓穴的入口。“那是什么啊？”他问，我不寒而栗。但是

    他继续摇摇晃晃地沿路跑下去，于是我紧追其后，最终我们在一块花岗

    岩方尖碑前暂歇。这块方尖碑上用大大的字母刻着墓中人的名字——威

    利，他的姓则刻在其他石头上。威利死于1888年，那年他才只有8岁。

    “嗨!”我儿子再次对着几英尺之外的地方招呼着，带着股似有若无

    的执着劲儿。“嗨!”他又站在一座大理石的小男孩雕像前面。雕像的石

    头脸颊如婴儿般丰满，他的大理石眼珠毫无生气地凝望在不远处。我脚

    边有块蚀迹斑斑的石板显示，这个小男孩名叫乔希，死于1891年，年仅

    9岁。当我儿子伸手想触摸大理石雕像时，我惶恐地抓住他的手

    腕，“别!不要碰那个!”我依然不懂那时候我到底是在害怕什么。难道

    我害怕儿子会被石雕男孩传染上死亡？

    离开墓地之后，我跟我爸说起这件事，有不少墓穴的主人是四五

    岁、八九岁以及十几岁的少年，但在这个芝加哥市内最古老的墓地中，我没有看到任何婴儿的墓穴。我爸爸解释原因说，可能在19世纪婴儿死

    亡率很高，以至于他们少有机会被葬进带有标示的墓地。后来我了解

    到，在1900年前后每10个婴儿里就有一个在满一周岁之前夭折。我是在一份关于疫苗不良反应的报告里读到这点的，那份报告简短地回顾了历

    史上有记载的婴儿死亡率，然后总结说现今“儿童都能够按期望活到成

    年”。[29]

    我 我儿子离开我怀抱单独睡的第一晚，我将婴儿监听器紧紧地压

    在耳朵上才敢入眠。当监听器因为电池告罄而开始哔哔响警报时，我惊

    醒过来，但儿子的睡眠仍酣。他的摇篮离我的床沿才不过三四米，中间

    是一扇敞开的门，即使不用监听器我也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啼哭，但我想

    听见的是他的呼吸声。我知道这种任性有点不近情理，但我忍不住。当

    我将音量调大到觉得可以听见呼吸声的程度时，监听器会产生浓重的静

    电声，在静电声中还夹杂了各种异界仙音。我曾听见嘈嘈自言和喁喁私

    语，听见啪嗒响和碰撞声，有时候还会听见摔砸的声音，但当我赶过去

    查看时又什么异状都没有。监听器偶尔还会接收到电话的信号，会有那

    么一小会儿，我能听到清晰的通话声。我常常在夜里被监听器中的哭声

    惊醒，但当我神志清醒的一刹那，哭声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异状一

    再发生，我才逐渐留意到，在每晚的特定时间都会有一架喷气式飞机轻

    掠过湖面，降落在奥黑尔国际机场。我意识到，我睡眠时的大脑是在选

    择性地接受它想听到的频率，并将喷气飞机的呼啸声和婴儿监听器的静

    电声编织成婴儿的夜啼。我的一位音乐家朋友有一次用“心理声学”一词

    来称呼这个现象。

    最后我停止使用婴儿监听器了，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其实并不知

    道自己到底想要听到什么。但我还是竖着耳朵。儿子满两岁后不久的一

    个夜晚，我正要上床时听到从他的房间内传来奇怪的声响。我已经不会

    再从飞机轰鸣中听到婴儿啼哭了，但是我仍然会因为哭泣的梦而惊醒。

    我听到的这个响声，可能是庭院中的犬吠，可能是楼上的椅子拖过地板

    的声音，我能确定我真切地听到了这个声音，因为它又响了一次，但接

    下来的则是长久的静默。我走到儿子房间门前静听，他本来是熟睡着

    的，我知道。他的房间像往常一样安静而黑暗，但儿子正在挣扎着坐起来。他的

    眼泪滚滚而下，嘴大张，无声地喘息着。我抱紧他，听见气息穿过他喉

    咙带出细微哀鸣，于是立即将他摊在我膝盖上，实行哈姆立克急救法

    [30]

    帮助他呼吸。在以前，这种操作曾经见效过，但这次并没起作用，反而更惊吓了他，他的身体因为恐惧而颤栗不停。我丈夫此时也起床

    了，他探查了儿子的喉部，没发现有阻塞气管的物体，于是我直接将儿

    子抱出门送往医院急救。

    我一路疾跑，我儿子的嘴紧贴着我的耳朵。10分钟后我跑到急救室

    呼号：“他呼吸不好了!”分诊护士却不为所动。“可能是婴幼儿的喘

    鸣。”她仍然盯着电脑显示屏说。我后来知道，喘鸣指的是尖利高亢的

    哮喘声，表明呼吸道受到梗阻。但正如那位护士也能看到的，我儿子的

    脸色如常，并未因为窒息而发紫，令我惊奇的是，在我们把他拖进夜晚

    的冷空气之后，他的呼吸开始改善了。当医生到来时，我儿子正咳嗽

    着，声音奇特，略似犬吠，那正是早先我听到从他屋内传来的声

    音。“到哪里我都认得出那种喘鸣声!”医生乐呵呵地说，“我甚至不用

    检查他都能下诊断了。”儿子患的是义膜性喉炎，那是一种由病毒感染

    引起的喉部肿胀。义膜性喉炎可轻可重，取决于患病儿童的呼吸道宽

    窄，这种病能导致特殊的喘鸣和呼吸困难。除了被医生称为“症状较严

    重”这点之外，儿子患的义膜性喉炎很典型，经常在夜里出现在上床时

    还正常的婴幼儿身上。过去常用呼吸冷空气的方法来缓解症状，在来医

    院的路上，儿子呼吸的冷空气这次也缓解了他喉部的肿胀，减轻了他的

    喘鸣。

    我告诉医生，我那晚恰好睡得特别迟，如果那时我没有醒着，我可

    能会错过喘鸣发作前从他房中传来的微弱咳嗽声，也就不会发现儿子呼

    吸困难。我没有继续往下说出这条假设会导致的后果——我儿子可能已

    经因病告殂，但医生懂得我说不出口的恐惧。“不会的，”他安慰我

    说，“这种疾病看似吓人，但是你的儿子还是能吸入足够他保命的氧气。他可能会不大舒服，也会因为发病时妈妈不在身边而很害怕，但是

    他不会夭折在黎明到来之前。”

    几天后，我碰到了一位妈妈，她的孩子是我儿子在公园里的玩伴，小朋友们天热时在室外玩耍，天冷时则在室内玩耍。这位妈妈年纪轻

    轻，平时精力十足，但今天她面带倦容，告诉我她女儿染上了义膜性喉

    炎，已经接连咳嗽了好几夜，另外还有个常在公园玩耍的男孩已经病了

    一周多了。我后来知道，绝大部分在那个体育馆内玩耍过的孩子们都染

    上了病毒。

    其他的妈妈们告诉我，她们患上义膜性喉炎的孩子们会咳嗽到干呕

    甚至呕吐的程度，咳得整夜不休无法入睡，咳到他们涕泪横流，而这些

    后果更加重了他们的咳嗽。我儿子病了好几天，但他去急诊室接受治疗

    后就没有再咳嗽，喘鸣也没有再发生。虽然儿子的义膜性喉炎好得相当

    快，但是我却没有这么容易释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他不躺在我

    身边时，我总将婴儿监听器紧紧地按压在我的耳边，而且睡得很不安

    稳。

    “义膜性喉炎”是个什么样的词？我丈夫觉得这个词听起来颇有些老

    旧，像是很久以前的儿童才会承受的疾病。我发现这个词的起源是咳嗽

    的声音(义膜性喉炎的英文为“croup”，其读音与意为“咳嗽”的单

    词“cough”读音相近)。在其定义中，我找到了骚扰我至今、让我心神

    不宁的幽灵：“义膜性喉炎是儿童的喉和气管的一种发炎疾病，其标志

    性特点是独有的尖锐咳嗽声，经常在短时间内致命。”恰恰是这个“在短

    时间内致命”的可能性让我夜不能寐。但是在线版的《牛津英语词典》

    中解释这个词时，采用的例子中包含了多种喘鸣，时空跨度从荷马时代

    的希腊到现今的20世纪。辞典中提到的通常“在短时间内致命”的喘鸣是

    由白喉引起的，自从1930年引入白喉疫苗之后，这种疾病在今日美国已

    经几乎完全消失。我儿子的喘鸣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曾几何时，这种喘鸣被法国人称为“假喘鸣”，以便和白喉引发的喘鸣进行区分。白喉会

    导致高达20%的感染儿童死亡率，相比之下，假喘鸣却几乎从不致命。

    “抗生素和疫苗，它们都像是穿越时间的旅行，”那个春天，我的一

    个朋友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回到过去阻止了一场大灾变的发生，但

    谁知道你有没有因此而不可逆转地改变未来？我爱我的宝宝，我回到过

    去(接种)去阻止我能预见的大灾变发生，但同时，灾变概率可能会发

    生无法预估的变化，那是我要冒的新风险。”诚然，这个朋友是写科学

    幻想诗歌的。但我懂她想表达什么。我想起曾看过的某集《星际迷

    航》，在那集里，宇宙飞船“企业号”通过一个时空裂隙后，遇到了一艘

    本该在很久以前就被摧毁的飞船。现在的“企业号”本身是一艘只负责探

    索任务的和平时期的飞船，骤然之间却被转变成了一艘战艇，还正面临

    着与克林贡人的生死存亡之战。因为这个新的现实是在瞬间取代旧现实

    的，所以只有一名船员发觉有异，这还多亏她天生对时间有超越旁人的

    敏感。于是她对船长解释说，船上本来应该有孩童的，而且战争早就结

    束了。真相大白后，过去的飞船得知如果他们选择回到过去，就可能让

    现在的战争消弭于无形，于是他们决然地回归到过去的时空中，英勇地

    迈向自己的死亡。

    我发现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时间穿越旅行。我

    每次做决定时都要将我的思绪投向远方的未来，权衡我的决定是在给孩

    子的将来做加法还是减法。将儿子送去学前班的决定让他学到微生物和

    规矩，我却也假想，如果他没有在刚会说话时就知道要勤洗手和排队的

    话，现在会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但是我知道，就算我不说什么也不做什

    么，我也在不可逆转地改变未来。时光马不停蹄地前进，如果我什么都

    不做，那么孩子的未来也会因我的“无为而治”而发生变化。

    在儿子喘鸣发作的那几晚，我几乎夜夜陪着他，在他入睡时将他抱

    直，让他呼吸得更舒服一些。我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些。我觉得我像陷入了一个时空裂隙，在那里，我正经历着百年前的母亲们所经历的痛苦，那时候假喘鸣和真喘鸣同样致命。我想起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

    事》一书中的母亲们，在孩子死去后不久，她们也追随而去——不是因

    为瘟疫，而是因为心碎。本意是治疗的行为，有时却会导致伤害，科学并

    不一定全都是向前进的。

    伏尔泰在他1733年给法国的信中写道：“自古以来，切尔克斯(前

    苏联高加索西北部某地区)的妇女就有给子女接种天花的习俗，她们会

    在不到半岁的婴儿手臂上划开小口子，然后将从其他患病儿童身上获取

    的脓液小心地转移到伤口中。”给儿童接种的是女性。伏尔泰遗憾地叹

    息“某些法国大使夫人”没有将这个方法从君士坦丁堡带回巴黎。他写

    道：“让切尔克斯人执行这种在外人看来非常奇怪的习俗是出于众所周

    知的动机：母爱和自身利益。”

    在那个时代，医护工作主要是由妇女们承担着，虽然女性治疗者的

    传统地位正受到教堂和新兴医师的威胁。助产妇和接生婆因为肯为妇女

    提供避孕措施以及缓解妇女分娩时的痛苦，特别容易受到追猎女巫运动

    的捕杀。猎巫运动流行于15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天主教教堂写给猎巫

    人的官方手册中说，助产妇算是好女巫，因为她们使用自己的能力进行

    治疗而不是加害，但就算好女巫也依然是女巫，因此死有余辜。[31]

    当妇女们因为身怀可疑的治疗能力而被处决时，欧洲的医师们正在

    研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从中学到的人体知识并不多。他们不做实

    验，不用我们现在实行的方式研究科学，也几乎没有历史积累和传承下

    来的实际经验来指导他们的治疗方案——有些治疗方案本质上就是迷信

    而已。其实接生婆们也不免迷信，但早在中世纪，她们就知道使用麦角

    来加速宫缩，以及用颠茄来防止流产。女性圣徒宾根的希德嘉曾经整理

    汇编了213种医用植物的疗效。而且在当时，连业余的女性治疗师都知

    道有效止痛和抑制发炎的配方，相比之下，医师们还靠在病人的下颚上

    书写祷言来治疗牙痛。芭芭拉·埃伦赖希和迪尔德丽·英格里希记载过，美国医药的先驱之

    一本杰明·拉什曾对他的父母采用过度放血的治疗方式。在18世纪末至

    19世纪初，病人会被放血至昏厥，灌点水银，然后抹上芥末膏药。那时

    候医学院不允许女性接受正式的医疗教育，而当时的医师竞争激烈，有

    时候会在家里进行非正式的出诊。但医生们很快就发现，很难将医疗这

    项技术商品化——有时候最明智的决策是等待，是观察病情的发展，但

    这种诊疗手段很难让人甘心买账，因为看起来医生什么都没有做，只在

    袖手旁观。埃伦赖希和英格里希指出，商品市场的压力导致医生常常施

    行“冒险医疗”。冒险医疗的主要目的不是治愈病人，而是制造出一些可

    衡量的，最好是有声有色的夸张效果，让病人的钱花得心甘情愿。在这

    种风气下，曾经流传过拉什医生杀死的病人远远多过他治愈的病人这一

    说法。

    医师最后进入的几个卫生保健领域中，有一项是协助分娩。产妇的

    羞涩感和传统习俗阻碍着男性医生提供分娩协助，所以妇科医生利用公

    众宣传活动把接生婆塑造成无知、肮脏和危险的形象，试图吸引更多的

    人转投他们的服务。19世纪，城市中的贫穷妇女可以去慈善医院生孩

    子，接受免费服务，不过富有的妇女们还是喜欢在家中生产。但当分娩

    场所转入医院后，产妇的死亡率却大幅升高了。慈善医院里潦草的医生

    们没有在检查不同病人的间隙洗手，因此将产后败血症(俗称产褥热)

    传播给产妇，医生们却把产妇的死亡归罪于紧身衬裙、焦虑躁动以及低

    下的道德风气。

    20世纪，心理学家们将精神分裂症归罪于患者母亲太过霸道而让子

    女窒息。直至1973年还被划为一种精神疾病的同性恋，则被认为是因焦

    虑的母亲太过娇宠子女而造成的。自闭症，按照20世纪50年代的流行说

    法来讲，应该要怪罪那些冷淡且麻木不仁的“电冰箱母亲”。即使在今时

    今日，心理治疗师珍娜·马拉默德·史密斯注意到，怪罪母亲依然可以

    被“方便地当作病菌理论中缺失的一环”。她讥讽地说：“病因如果不是病毒或者细菌，那么就一定是做母亲的不称职。”

    1998年，英国肠胃病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提出了一个理论，说

    导致自闭症的是制药公司，而不是自闭儿童的母亲们。他写的包含12项

    儿童病例的论文最初发表在声名隆盛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但现今

    已被撤稿。除了那篇论文，韦克菲尔德还一并准备了供推广使用的录像

    和新闻发布会。他在论文中证实了那些本来就不大相信疫苗安全的父母

    们心中尚存的怀疑。按他的论文推测，麻风腮疫苗可能与一系列行为综

    合征有关，其中包括自闭症。虽然韦克菲尔德的论文被媒体广泛报道，并引发了麻疹疫苗接种率的急剧下降，但论文本身却也指出，“我们并

    没有证明那些症状和麻风腮疫苗之间的关联”，而且，论文的主要结论

    是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验证这关联是否存在。

    于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来验证这

    结果，但都未能发现麻风腮疫苗和自闭症的关联，即使是那些在私心里

    赞同支持韦克菲尔德假说的研究者都未能重复出他的论文结果。2004

    年，一名调查记者发现韦克菲尔德曾接受过一名律师的经济捐助，而这

    名律师那时正在准备一场针对疫苗制造商的官司。[32]

    2007年，英国医

    学总会发起了针对韦克菲尔德工作伦理的调查，发现他的研究过程和结

    果是“不负责任且不诚实的”，他将被试儿童置于非必要的侵入式操作之

    下，并且还“多次违背了研究性医学的基本原则”。韦克菲尔德从此失去

    了在英国行医的资格，但他那时候已经移民到了美国。“这是体系对意

    见不同者的惩罚。”韦克菲尔德这么评价对他的仲裁结果，他自称这次

    调查以及处置是一种迫害。他坚称官方压制他的研究工作，只是因为他

    敢于聆听父母的声音，“特别是父母和疫苗之间产生的关联”。

    即使让一位仅仅是粗通文墨的女性去眯着眼浏览医疗简史，她也应

    当能看出，在过去两百年中有不少曾经被当作是科学的理论——特别是

    关于妇女的部分——并不是科学探索的结果，反而是一种抗拒科学的心态的翻新再利用，以支持已经存在的观点。在这种传统下，韦克菲尔德

    的研究推进了已经在坊间口耳相传的一个假说，那个假说对妇女们特别

    有吸引力，因为她们仍然被“电冰箱母亲”导致子女自闭症这种说辞困扰

    着。当那些妇女把韦克菲尔德论文中的不确定的结果拿来当作确凿的依

    据，并更进一步地去推广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说法时，她们犯下的罪过并

    不是无知或者不相信科学，而是她们正选择性地使用“弱科学”，其使用

    方式与“弱科学”一直被滥用的方式一样——用摇摇欲坠的结论为某种观

    念提供可信度。只不过，她们选择相信那种观念，却并不是因为相信这

    项“弱科学”证据，而是另有其原因。

    相信“接种会导致破坏性的疾病”其实让我们复述了一个已经熟知的

    道理：本意是治疗的行为，有时却会导致伤害，科学并不一定全都是向

    前进的。唐娜·哈拉维曾写道：“妇女都心知肚明，自然科学的知识常被

    用来统治我们，而不是解放我们。”她发现，领会到这点，能让身为妇

    女的我们在面对那些自称是绝对真理，有时候还用科学的名义诱惑人的

    说辞时，不至于过于脆弱。但是这种领悟，有时候也让我们低估科学知

    识的重要性和地位。我们需要科学，哈拉维警告过。当科学不是基于社

    会统治而存在时，它则身具解放之力。我们意识中对毒性的理解认识，和我们以前对污

    秽的理解认识在方式上有某种程度的类似。

    回顾历史记载，天花往往和“污秽”这个词联系在一起。19世纪，人

    们普遍认为天花是由污秽导致的疾病，换句话说，天花是专属于穷人的

    病。按照污秽理论，任何传染性疾病都是由被粪便和腐败物污染的肮脏

    空气引发的，因此城市贫民的卫生状况会威胁到中产阶级，所以后者关

    门闭户，抵御从贫民窟涌出的不洁空气。那时候的人认为，污秽不仅仅

    孳生疾病，还会导致道德放荡。“肮脏啊!肮脏!”《德库拉》一书中的

    女主角发现自己被吸血鬼咬伤后伤心悲叹。她绝望，因为她心中清楚，等待她的将是灵魂和身体的双重丧失。

    污秽理论最终被病菌理论取代，后者对传染性的本质的理解更进

    步、更高级，但污秽理论也并非错得百无一用。倘若放任未经处理的污

    水在街道中流淌，几乎一定会传播疾病——虽然天花不包括在内；而由

    污秽理论引发的卫生整改活动，则大幅地降低了包括霍乱、伤寒和鼠疫

    在内的多种传染病的发生率。在这些整改措施中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举措

    之一，是为居民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比方说，芝加哥市政府曾采取措施

    让芝加哥河的河水逆流，因此排放进芝加哥河的污水不会被直接倾泻入

    密歇根湖中，密歇根湖是芝加哥市的饮用水来源，芝加哥市民因此受益

    匪浅。

    在河水逆流的许多年以后，我在密歇根湖滩上遇到的妈妈们已经不

    怎么担忧污秽的影响了。我们大都相信，让孩子玩得粗放一些，沾染一

    点泥垢是有好处的，但有一部分妈妈担心着公园中的草坪，不知道有没

    有喷洒过有毒的化学制品。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的妈妈们常常会认为

    导致多种疾病的根源是毒素，而非污秽和微生物。令我们忧心的毒素从残留的杀虫剂到高果糖玉米糖浆，种类繁多，范围宽广，还有一些物质

    特别可疑，包括马口铁罐内衬涂层的双酚A、洗发水中的塑化剂邻苯二

    甲酸盐，还有沙发和床垫中的阻燃剂次氯酸磷酸钠。

    在怀孕前，我就有点凭直觉判断物品毒性的倾向，儿子出生后，我

    则彻底沉浸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了。我发现，如果只用母乳喂养孩子的

    话，母亲就可以安享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和农场与工厂制造的不纯因子发

    生纠葛的这种封闭式系统的幻觉。我也曾被这种清净之体的幻觉迷惑，也还记得我儿子第一次喝自来水时，我内心感受到的煎熬——“肮脏

    啊!肮脏!”我的脑中尖啸不止。

    “他就是太纯洁无垢了。”一位来自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市的妈妈这么

    评价她的儿子，那孩子在婴儿期得了白血病。那位妈妈把他的白血病归

    罪于疫苗中的污染，因此也怪罪自己让儿子接种疫苗。害怕疫苗中的福

    尔马林会致癌的心态，就跟害怕疫苗中的水银和铝一样，都是因为太执

    念于可疑物质在疫苗中那微不足道的含量，却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会更

    经常、更大量地接触到这些物质。汽车尾气和香烟烟雾中含有甲醛，纸

    袋和纸巾里含有甲醛，煤气炉和开放式壁炉也会释放甲醛。许多疫苗里

    含有痕量的甲醛，用来使病毒失去活性，但对于那些听到“甲醛”一词就

    想起玻璃瓶里的青蛙标本防腐剂的人来讲，这一丁点儿甲醛已经足以触

    发他们心中的警报。大剂量的甲醛的确是有毒的，但甲醛是我们自身肌

    体都会制造的物质，它在我们的新陈代谢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并且，已经循环在我们体内的甲醛，要远远多于接种时接受的甲醛。

    至于水银，也是类似的。儿童接触到的水银污染，几乎总是来自周

    边的生存环境，而不是来自接种的疫苗。铝也一样，它的确被作为辅剂

    添加到疫苗中，用于增强免疫反应，但铝本来就存在于多种物质中，含

    铝的物质不光包括水果和早餐麦片，还包括母乳。事实上，我们的母乳

    和我们身处的环境一样受到污染。实验室分析发现母乳中含有油漆稀释剂、干洗清洁剂、阻燃剂、杀虫剂，甚至还有火箭燃料。“这些化合物

    绝大部分都只是微量存在，”记者佛罗伦萨·威廉姆斯写道，“但假若人

    乳也是一种农产品，想要被投放到当地农业市场进行销售的话，有些批

    次的产品会超出法定的DDT残留和多氯联苯的安全标准。”

    如果你习惯用“毒素”这个词指代阻燃剂和对羟基苯甲酸酯那些化学

    制品的话，那么这个词的精确定义可能会让你吃惊。虽然现今“毒素”这

    个词多半被用来指人造的化学制品，但它最确切本源的定义还是由生物

    产生的毒药。比方说，百日咳毒素能造成肺损伤，导致缠绵数月的咳

    嗽，即使制造该毒素的细菌已经被抗生素杀死，症状仍不停止；白喉毒

    素是能导致多重器官衰竭的强效毒药；而破伤风能制造致命的神经毒

    素。接种让现代人能抵御这些毒素。

    “类毒素”这个词指的是经过修改而不再有毒性的毒素，但是有一类

    疫苗叫作类毒素这件事，大概无助于安抚疫苗是一种毒素来源这种广为

    流传的担忧。消费者代言人芭芭拉·洛·费舍尔会隔三差五地推波助澜，将疫苗称为“毒性未明的生物试剂”，要求使用完全无毒的防腐剂，以及

    对于“所有疫苗添加剂的毒性”和潜在的“叠加时的毒性效果”进行更多的

    研究。但她对毒性的理解令人费解，有时候是疫苗的生物成分，有时候

    是疫苗的防腐剂，有时候甚至是抽象的积累效应，暗示着不仅仅是疫

    苗，周遭环境的毒性也出了份力。[33]

    在这种情境下，对于毒性的恐惧在我看来不过是新瓶里装的旧酒。

    当“污秽”这个词最初被提出时，人们用它来批判肉体上的邪恶，而现

    在，“毒素”这个词则谴责着我们工业化世界里的化学制品的邪恶。[34]

    这

    并不是说对于环境污染的担忧是毫无道理的——和污秽理论一样，毒性

    理论立足在合理的危机感上——但是我们意识中对毒性的理解认识，和

    我们以前对污秽的理解认识在方式上有某种程度的类似。这两种理解认

    识都让其信徒产生一种“只要自己能保持清洁纯粹，我的身体就由我做主”的感觉。对于污秽理论者来说，这意味着“躲进小楼成一统”，让厚

    厚的“窗帘”抵御外界穷人的气味和麻烦。对于现今的毒性理论者来说，抵御外力的“窗帘”则是购买纯净水、空气净化器，以及号称干净无污染

    的食品。

    追求清洁纯粹，特别是身体上的纯粹，看似是个无伤大雅的理念，但实质上，它粉饰了20世纪多起险恶的社会行动。对于纯粹身体的追求

    推进了优生学运动，让那些身为盲人、黑人或穷人的妇女被强制绝育；

    对纯粹身体的追求让禁止异族通婚的混血法律在废奴之后还存在了一个

    多世纪；对纯粹身体的追求让起诉同性性行为的鸡奸法持续到不久之前

    才被宣布为违宪。为了追求想象中的纯粹身体，曾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类

    团结精神被放上祭台，成为牺牲品。

    如果说我们尚不知道在脐带血和母乳中五花八门的化学物质的确切

    组分，以及它们对我们子女将来的健康可能会具有的影响，我们至少知

    道，即使在呱呱坠地的时候，我们都并不比外界环境更清洁纯粹。我们

    已经被污染了。生活在我们肠道中的微生物比我们全身的细胞还多——

    我们全身遍布细菌，充满化学物质。换句话说，我们跟这个地球上的所

    有事物都相连相通，特别是和彼此相连。如果你想要理解任何时代风潮，或者任何文化时

    刻，只要看看这个时代的吸血鬼文化就够了。

    儿子降生的头几个星期里，三月的春风吹皱密歇根湖水，吹进我住

    的公寓楼。我每晚都坐在硬邦邦的硬木摇椅中，摇着我的不安分的宝

    贝，望着窗外发怔。在窗子的另一边，有树影在风中摇曳。某天夜里，摇椅咯吱响着，风呼号着，我突然听见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我的窗，并顺

    着窗沿摸摸索索，我心想，那一定是个吸血鬼在试图破窗而入吧!如果

    彼时天际有光，我会想起窗外有个旗杆，挂着能拍到我的窗户的猎猎旗

    帜和旗绳，但在当时，我满心恐惧，只剩下从近来吸血鬼电影中学到的

    新知识安慰我：如果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吸血鬼就不能够进入我家。

    身处黑暗中时我会回避镜子，我睡眠时会从血淋淋的噩梦中惊醒，我看到静止的物品在移动。在白天，我开始觉得湖水在对我唱歌。它用

    低沉不变的声调，持久地唱着只有我一个人听得到的曲子。这种认知给

    我安慰，却也让我不安。在摇椅旁边的桌上，摆着两个能装一升饮用水

    的高硕玻璃瓶。我给孩子喂奶时凝视着那两个瓶子，想起有人曾告诉

    我，在医院时我产后失血多达两升。我至今不知他们是如何推算出两升

    这个体积的，因为那血洒得满地都是，其体积不像装在瓶中的水那样容

    易衡量。时隔很久之后，我丈夫向我描述那种血液产生的声音，是护士

    用拖把将血液抹去时产生的一叠叠小波浪挤撞的声响。但我并未亲眼见

    到被我的血洗过的手术室地面，也未亲耳听到血液的声响，所以这两个

    一升大小的玻璃瓶是我对自己失去的血液唯一的度量。

    那时候吸血鬼题材正大热。电视剧《真爱如血》刚上映，《吸血鬼

    日记》正等着开播，《暮光之城》系列则是出了书又出电影，虽然我都

    没有看。停在我街区的一辆车的保险杠贴纸上写着“血色才最潮”的口号。在我分娩后第一次去书店时，我发现有一整块区域都划给了给青少

    年看的与吸血鬼相关的小说。吸血鬼是种新的文化潮流，但初为人母的

    我开始对吸血鬼感兴趣，原因之一是他们让我联想到其他事物。吸血鬼

    是个比喻，这个比喻的本体是我儿子还是我自己则很难说。我儿子白天

    睡觉，晚上吵闹，得空就吸食我的乳汁，有时候还会用他那没牙的小嘴

    巴把我弄出血。每一天他都变得更加精力充沛，和仍然虚弱苍白的我形

    成鲜明对比。但在我体内流转、让我生存的一部分血液，却也不是我自

    己的。

    我儿子出生时总体来说挺顺利，但在将他生出后，我立刻发生了子

    宫内翻[35]

    ，毛细血管爆裂，血液喷洒。在分娩时我没有借用任何医学

    介入，连止疼药和静脉注射都没用，但这种凶残的并发症让医生立刻将

    我全身麻醉并拖进手术室抢救。我醒来时不知今夕是何夕，蜷缩在一堆

    电热毯下兀自猛烈地战栗不止。恍惚中，我以为自己已往生，正躺在冥

    河河岸。“每个被送到这下面来的人都是这样的。”我的助产妇在我上方

    一个明亮朦胧的地方看着我，她的话无意间加强了我的迷惑和混

    乱，“这下面”是哪里？我虚弱得没法动弹，但是当我尝试着动一动的时

    候，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上插满了管子和电线——每只胳膊都插着静脉注

    射的针，腿边是导尿管，胸前有监视器，脸上还罩着氧气面罩。

    当恢复室中只剩下我一人时，我先是进入了睡眠，然后因为不安而

    惊醒，觉得我停止了呼吸。睁眼时，周遭是机器的哔哔声。一位正在调

    整机器的护士告诉我，机器或许是出故障了，它们显示着我的呼吸停

    止。我咳嗽，喘不上来气，艰难勉强地吐出“救命”一词后就昏了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时，一名医生站在我的床尾，告诉我我需要输血。那名护

    士闻言激动不已，她说输血就像魔法一样。她曾见到面若金纸的人随着

    输血气色有了好转，也曾见到僵卧不动的人在输血后坐起来索要食物。

    虽然没有露骨地使用“生存”或“死亡”这些词汇，她已经很明确地暗示了

    输血简直能起死回生。但是当冷藏的血液流进我的血管时，我并没体会到肉身重塑之感。

    我感觉到的，是一种不祥的寒冷感顺着手臂上行攀至我的胸口。“通常

    病人不会在醒着的时候接受输血。”我提到血液的低温时医生这么回答

    说。他摇摇晃晃地站在一个带轮凳子上把血袋向天花板举高，充当一个

    因陋就简的索具好让重力更快地将血液拉进我的身体。根据医院的政

    策，我儿子不能呆在我身处的恢复室里，我的医生也无法通融，他所能

    做的是想办法尽量缩短一点输血的时间，让我可以尽早离开。随着输血

    的继续，我的视野边缘开始变暗，我的腹内萌生不适感，房间似乎在绕

    着我旋转。但医生告诉我这是正常现象：“别忘了，毕竟这不是你自己

    的血液。”

    导致我在儿子出生后的那几周里极端胆小的理由有一大堆——我是

    初次做母亲没经验，我的家人不在身边帮忙，我产后贫血，我还疲劳得

    神志不清。但等到我数月后去密歇根湖上泛舟，乘上我的弯曲木板和透

    明帆布制成的独木舟时，我才清楚地认识到真正让我恐惧的原因。我曾

    多次乘着这只小舟在湖上弄水，从来都心无挂碍。但这次，我的血液在

    耳中如惊涛拍岸，我突然意识到身下寒冷水域的广袤幽深，以及我的脆

    弱小舟的不堪一击。“哦，”我心中带着几分失望对自己说，“原来我也

    还是怕死的。”

    吸血鬼是不会死亡的，但他们也并不完全算是活人。“不死”是布莱

    姆·斯托克用来形容德库拉的一个词。弗兰肯斯坦、僵尸以及任何活死

    人，都只是“不死”，而不是像希腊众神那样“不朽”。我在生孩子后的恢

    复期中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而想起“不死”这个词，每每玩味之际都颇觉有

    趣。我是活着的，并且为此心存感激，但在心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具行

    尸一样，只是不死而已。

    在修复我子宫的手术中，医生给我注射了硝化甘油。“就是他们用

    在炸弹里的那种。”我的助产妇告诉我。从恢复室出来后，我想把静脉注射的针头从手臂中拔出来，这样才能舒服地抱住我儿子，但是助产妇

    说我需要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以防止感染。“曾经有很多人的手在你体

    内掏来探去的。”她就事论事地解释说。那些手中也包括她的手，曾在

    我体内协助胎儿降生和胎盘娩出，其他的手则为我实施了治疗子宫内翻

    的手术。那台手术全是人手操作，没有留下任何切口。当知道救了我一

    命的先进科技不过是人手时，我觉得神奇又平凡。果不其然，我们的科

    技就是我们本身。

    在那场手术过去很久以后，“曾经有很多人的手在你体内掏来探去

    的”这句话还会常常在我脑中响起，同时响起的，还有“毕竟这不是你自

    己的血液”这句话。像其他妇女一样，怀孕这件事也让我培养出“我的身

    体不仅仅属于我个人”的理解，我曾经被引导着相信，身体与身体之间

    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原来，它们却是能交融的。这种理解得来不易，也

    让我觉得有点惊惶，因为我由此联想到的很多比喻都事关政治暴力——

    侵入、占领以及殖民。但在分娩过程中，虽然身体上经受的暴力达到顶

    点，我却神志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的身体对他人的依靠并不丑陋，而

    是美好的。我儿子出生后接连在医院里发生的每件事，甚至是那些我现

    在回想起来觉得冷淡或者粗暴的事，在当时我都觉得洋溢着人性的光

    辉。为了挽救我的生命，医生们奔走、忙碌，他们拉响警报、高举血

    袋，用冰块为我润唇。曾有很多人的手在我体内掏来探去，曾有很多人

    的手为我的生命添柴加火——他们存在于硝化甘油中，在呼吸监视器

    中，在不是我自己的血液中。

    “如果你想要理解任何时代风潮，或者任何文化时刻，只要看看这

    个时代的吸血鬼文化就够了。”《死者疾行》的作者艾瑞克·努祖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的吸血鬼，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吸血鬼那么冷酷无情，不

    是那种只想着吸食婴儿的血液并且心中毫无愧疚的不死怪物。我们的吸

    血鬼心存良知，会在道德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感到煎熬，他们中的某些

    宁可忍饥挨饿也要拒绝捕食人类，有些则以合成血液为食。“几乎所有现代的吸血鬼都试图活得光明磊落、有道德。”记者玛戈·阿德勒发现。

    她曾在丈夫死后的数月里用诸多吸血鬼小说和电视麻醉自己。“按传

    统，吸血鬼和人类性行为联系得很紧——他们拥有催眠的力量，能进行

    私密的穿刺，还有饮血之类的习惯。”她写道，“但是现代吸血鬼最关心

    的不是性，而是权力。”

    权力，当然是吸血性的。权力令人麻醉，是因为只有一部分人独自

    享用它，其他人享受不到。权力是被哲学家称为“地位性商品”的东西，意即它的价值不是由个人拥有多少决定，而是由周围的其他人拥有多少

    决定的。特殊权益，也一样是“地位性商品”，还有些人认为健康也可以

    被算作是地位性商品的其中一种。[36]

    不管还有什么其他的象征意义，吸血鬼总这样提醒着：我们的身体

    不是铜墙铁壁、无懈可击的。他们让我们记得，我们吸食着彼此，我们

    依靠着彼此而活。我们的吸血鬼映射出了我们可怕的胃口和痛苦的自

    制。我们可以从吸血鬼与其嗜血欲望搏斗的景象中找到一种思考角度，让我们审视自己为了存活，需要从彼此之间获取什么。如果接种这一行为能被当成战争手段，那么它同

    样也能成为爱的作为。

    我爸爸的左手臂上有一个小疤痕，那是他在五十多年前接种天花疫

    苗后留下来的痕迹。他接受的疫苗为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天花做出了实质

    的贡献，自从1977年我出生以后，自然感染上天花的病例就未曾出现

    过。到了1980年，天花这种疾病被宣告从地球上消亡，任它曾经不可一

    世，在20世纪里杀死的人比同期所有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还多。

    天花病毒现在仅仅作为样品被保存在两个实验室中，其中之一在美

    国，另一个在俄罗斯。在消灭天花后不久，世界卫生组织曾为销毁这些

    留存样品制定了一系列最后期限，但是美、俄两国都没有服从世界卫生

    组织的安排。在2001年就此事的讨论会上，美国基于以防万一的出发

    点，试图为天花病毒争取更长的保留时间，以便研发更优的疫苗。现

    在，天花造成的威胁已经不属于流行病范畴，它更可能被制成一种武

    器。即使摧毁了实验室里的最后一个毒株，它依旧可能成为一种武器。

    我们并不了解天花病毒的全部信息，包括让它的毒性这么强烈的原因，但是我们掌握的知识已经足够多，多到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在实验

    室里复活它。科学作家卡尔·齐默指出：“我们掌握的知识，让病毒在某

    种意义上成了永生不死的存在。”

    在美国停止常规性接种天花疫苗的30年后，政府要求爱荷华大学的

    研究者检测余留疫苗的有效性。[37]

    其时正是“9·11”事件之后的非常时

    期，政府需要对每种可能的恐怖袭击做预演和应对，其中一种袭击方式

    就是使用天花作为生物武器。实验证明，即使是已经保存了十多年的样

    品，即使为了提高库存量而被稀释过，这些天花疫苗依然颇为有效。但

    据爱荷华大学疫苗研究和教育分部的主任帕崔夏·维诺库说，疫苗试验的结果“按照当下的标准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接受疫苗的人中，有三

    分之一的人产生了严重的发烧或出疹子的症状，有些因此病了数日。

    天花疫苗的确消灭了天花，但是它比我们在儿童期接种的任何其他

    疫苗都要危险。根据一项估计，接种天花疫苗后死亡的风险大约是百万

    分之一，需要住院的风险大约是十万分之一。在我爸爸那代人中，大部

    分人在其儿童时期承担了这个风险。他们同时也是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

    的先锋，举国有65万名儿童被家长自愿送去参加最初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的测试。在此之前，疫苗研发者乔纳斯·索尔克已经在自己和3个儿子的

    身上试验过疫苗。我曾经看到过脊髓灰质炎疫苗先锋儿童的照片，仅仅

    比我儿子略大的学龄儿童们卷着袖子排队打针，对着相机粲然而笑。

    “他们害怕炸弹，也害怕脊髓灰质炎，”简·史密斯如此描述她父母

    那代人，“他们觉得两者的恐怖程度不相上下——都是突如其来的不可

    抗力，能翻天覆地地摧毁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身为脊髓灰质炎疫苗先

    锋的那代人出生在广岛核爆的年代，他们的父母有很多都在军队工作。

    父母在签署让子女接种测试性疫苗的表格时没有被要求签署知情同意

    书，但是允许他们“要求”子女参与部分人体实验。很难想象现在的父母

    会提出让子女做样本的要求。虽然我们总在呼吁进行更多疫苗测试和更

    多人体试验，但我们有个不肯说出口的假设，即我们自己的孩子并不会

    成为那些测试中的被试者。

    下一种被疫苗根除的疾病可能就是脊髓灰质炎，但完成这个项目，会比根除天花困难得多。和天花不同，大部分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的人们

    虽携带病毒却没有症状显现，也不会发展到瘫痪的程度，但仍然能将病

    毒传染给他人。这种疾病不像天花那样会产生明显的湿疹，让人一见就

    心生警惕，并将病人进行隔离处理，因此，根除脊髓灰质炎更加依赖于

    大规模的全民接种。

    目前，脊髓灰质炎仅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日利亚流行。2003年，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在尼日利亚遭到了暂时的阻遏，当地的宗教和

    政治领袖们宣扬接种疫苗是西方势力的邪恶计划，其目的是使得穆斯林

    儿童绝育。“我们相信，当代希特勒别有用心地更改了口服脊髓灰质炎

    疫苗的组成，在其中掺入了绝育药品，以及会导致艾滋病的病毒。”伊

    斯兰教在尼日利亚的最高法院的主席如是说，并怂恿家长拒绝接种。

    在西方对穆斯林国家的敌意日益加深的时候，人类学家玛丽亚姆·

    叶海亚观察到，在尼日利亚，接种人那种挨门挨户不请自来的拜访行

    为，让该地区的穆斯林联想到外国对伊朗和阿富汗的侵略。又因为脊髓

    灰质炎主要流行在该国的穆斯林聚居区，消除脊髓灰质炎运动看起来像

    是单独针对穆斯林而进行的。此外，因为尼日利亚国内各势力相互倾轧

    导致的混乱，当针锋相对的政治集团分别检验口服性脊髓灰质炎疫苗是

    否含有可能会影响生育力的雌激素时，他们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一个发

    现没有，一个发现有痕量存在。另外，还有缺乏基本医疗保健系统的因

    素。叶海亚写道：“尼日利亚人民很惊讶，他们看到在国际组织的帮助

    下，政府竟然耗费大量资源来促成免费脊髓灰质炎疫苗运动，但普通国

    民连治疗小病的基础医疗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在消除脊髓灰质炎运动

    中，包括麻疹在内的其他可预防的疾病相对而言被忽略了，虽然它们会

    造成更多的儿童死亡。

    叶海亚在她对尼日利亚的实地考察报告中写道：“在这些对话中日

    益明显的是信任的缺失，人民不信任本国政府，也不信任西方政权，觉

    得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她警告说不能忽视民众的这种不信任

    感，关于接种的谣言也必须被理解为“在殖民和后殖民的生活状态下，由广泛的政治经验结晶而成的评论，其根源也非空穴来风”。到2004年

    为止，对疫苗的抵制运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尼日利亚就已成为向全世

    界输出脊髓灰质炎传染病的中心。该疾病从尼日利亚侵入到17个国家，其中包括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马里、苏丹和多哥。后来，尼日利亚当局批准在境内使用某种特定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些疫苗是由

    某个穆斯林国家生产的，疫苗抵制运动才告终止。

    2012年，一个控制着巴基斯坦北境的塔利班头目禁止在他的控制区

    域内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除非美国停止对该地区进行无人机轰炸。他

    声称，疫苗运动也是美国诸多特务活动中的一种。虽然这种声明好似在

    尼日利亚流传过的谣言，但不幸的是，这个说法是可以被确定为实的。

    在搜索奥萨马·本·拉登的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确发起了一场假的

    疫苗运动——注射的疫苗是真的乙肝疫苗，但剂量不是产生免疫力所需

    要的3针——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搜集DNA证据来锁定本·拉登的藏身

    之处。这种战术欺骗，和其他战争手段一样，会牺牲不少妇女和儿童的

    生命。巴基斯坦妇女保健工作者是由11万名受过训练的妇女组成的团

    队，工作内容是挨门挨户提供医疗服务，她们已经忍受了塔利班多年的

    恐吓，不需要中情局借接种的由头再火上浇油。在塔利班禁止接种后不

    久，9名脊髓灰质炎接种人在一系列有预谋的袭击中被谋杀，其中5名是

    女性。

    在这些谋杀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暂停了脊髓灰质炎运动，当他们

    重新开始接种时，谋杀事件又开始继续出现了，在巴基斯坦，也在尼日

    利亚。2013年，9名脊髓灰质炎接种者在尼日利亚被射杀，而在巴基斯

    坦，就在本书成书之际，有22名医疗工作者被谋杀。在暂停接种期间，从埃及的下水道污水取样中发现了巴基斯坦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而在那

    之前该地区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都无病毒出现。接下来，以色列、加沙

    和约旦河西岸都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叙利亚，它导致了13名儿童

    瘫痪。脊髓灰质炎病毒能无视国境地传播，这一性质让拒绝接种这种行

    为成为了国际战争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武器。

    在以越战为背景的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有一幕场景，比弗朗西斯

    ·佛德·科波拉以他的方式演绎的《德库拉》中的任何场景都恐怖：库尔兹上校曾在营地给儿童们接种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当他重返营地时，看

    到的却是那些儿童被切断的手臂。“它们在那里堆成一堆，”他说，“一

    堆孩子们的小胳膊。”这些越战中的小胳膊，映射的是《黑暗之心》中

    比属刚果的成堆人手掌。

    我有个出生在越南的朋友，她还在母胎中就遭受了橙剂的侵害。橙

    剂是在越战中美军对抗丛林越军时使用的落叶除草剂，包含剧毒物质，会对人体特别是胎儿造成巨大伤害。当她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想起了那

    堆小胳膊和那些人手掌。当这个朋友来到美国之后，她没有给她的子女

    接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她觉得疫苗暗藏危险。我虽不赞同

    她的观念，但也不便直言，因为我所拥有的安全感，来自我从小到大受

    到的周全保护。我不能要求她让她的子女为了某个国家的民众去冒风

    险，而她心中明知那个国家曾让她身陷险境。我想我力所能及的，是让

    我孩子的身体为群体免疫的防御之墙出一份力，帮助其他孩子防御疾

    病。如果接种这一行为能被当成战争手段，那么它同样也能成为爱的作

    为。恐惧水俣病的余波

    1956年春天，日本水俣市有一名5岁的小女孩因病入院。她出现了

    走路和说话困难的症状，还伴以抽搐。两天后，她的妹妹因为同样的症

    状被收治，不久，医院接连收治了另外8名出现相同症状的病患。公共

    卫生官员去水俣市调查这种神秘的流行病时，发现该地区的猫也出现了

    抽搐和狂躁的症状，还看到有乌鸦从空中坠落，以及死鱼漂浮在湾区。

    原来，水俣市的化工厂将废水直接排放到海湾中，而这些废水中含有甲

    基汞。甲基汞会在鱼类和贝类体内聚集，当它们被人们捕食后，甲基汞

    就积聚在人体内。健康的母亲也会生下有神经损伤的小孩，最终，约有

    上千人遭受由汞中毒引发的损伤。

    2013年，一项禁汞的国际公约被命名为《水俣公约》。这项公约要

    求在2020年之前全面淘汰水银矿，规划并监管发电厂的大气排放，并且

    停止制造和交易许多含汞的产品——包括电池、电灯、化妆品和杀虫剂

    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负责人说，全世界的人都会因《水俣公约》而

    受益。

    但这项公约也对一些含汞物质网开一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豁免是

    硫柳汞，即在某些疫苗中使用的乙基汞防腐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为了

    全球健康考虑，不要禁用硫柳汞，美国儿科学会也附议。这项附议，正

    如两名学会会员所注意到的，是美国儿科学会对他们1999年立场的巨大

    逆转——在那时学会曾提议从美国使用的所有儿童用疫苗中移除硫柳

    汞。这种逆转当然会引来一些指指点点，指责美国的立场是事不关己高

    挂起，只要自家的疫苗不含汞，别人家的疫苗里有没有都无所谓。这背

    后的含义，是暗指美国心安理得地将自己的废物排放到全世界。但这暗

    示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在除疫苗之外的其他方面这是发生过的实情。

    美国儿科学会在1999年的声明中，曾号召暂停使用硫柳汞，等待其

    安全性评估完成，但是声明中并未表达对用硫柳汞作防腐剂这一做法的

    担忧。正如学会所指出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已经在疫苗中添

    加硫柳汞多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硫柳汞有危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那时候也没有证据表明硫柳汞没有危险。美国儿科学会发表声明的时

    候，一项关于汞接触的大规模回顾性调查正在进行中，原因是FDA发现

    儿童从所有疫苗中接受到的乙基汞总量，有可能会超出国家为甲基汞制

    定的剂量标准。甲基汞是造成水俣病的元凶。但后续研究发现，乙基汞

    和甲基汞在毒性方面有天壤之别，其中一项是乙基汞没有甲基汞那种神

    经毒性。在回顾了自1999年以来这13年内进行的研究后，一篇于2012年

    发表在《儿科医学》的论文总结道：“没有可信的证据支持疫苗中的硫

    柳汞对人体健康存有任何风险。”

    现在有120个国家使用含有硫柳汞的疫苗，每年大约能保护140万条

    生命。硫柳汞对于多重剂量的疫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多重剂量疫苗

    和单剂疫苗相比，其制造、贮存和运输费用都更低。有一些国家很依赖

    多重剂量疫苗，不仅因为在费用上更经济，比单剂疫苗浪费更少，也因

    为多重剂量疫苗不需要冷藏贮存。在一些地方，尤其是比较贫穷的国家

    里，禁止硫柳汞则意味着禁止了针对白喉、百日咳、乙肝和破伤风的免

    疫接种。

    美国儿科学会前会长说，如果在1999年我们对硫柳汞有现今这样充

    分的了解，那么关于硫柳汞的声明根本不会被写就和发表。也许吧，虽

    然儿科学会的声明不仅指出了对于硫柳汞的认识不足这一问题，也是对

    当时的社会风气做出回应。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1998年的研究中将麻

    风腮疫苗和自闭症联系起来，造成了大范围的社会恐慌，而公众在此之

    前就已对疫苗的安全性半信半疑，因为1981年的一项研究曾暗示百白破疫苗会造成脑损伤。在英国、丹麦和美国等地进行的后续研究都驳斥了

    这个结果，但是新发现不能逆着时间轴除患弭乱，消除已存在的坏影

    响。儿科学会的报告是为维护公众对疫苗的信心而做出的努力，结果却

    被用来出口美国的焦虑。

    即使在发达富裕的美国，硫柳汞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分秒必争

    的疾病流行期间，硫柳汞让快速运输和分派疫苗成为可能。目前，我们

    和其他许多富有的国家都使用昂贵的单剂疫苗，原因很简单，我们用得

    起。有不少组织非常强烈地反对《水俣公约》中对硫柳汞的豁免，自闭

    症活动团体安全神智是其中声音特别响的一个，他们多次暗示这个豁免

    包含有金钱利益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豁免的确是包含有金钱

    利益的因素，因为只有豁免硫柳汞的使用，贫穷国度的儿童们才可能用

    得起那些疫苗。正如全球的医疗研究者在《儿科医学》的论文中观察到

    的，反对豁免的团体都是像安全神智这样的来自高收入国家的非政府组

    织，禁不禁止硫柳汞的使用都不会影响该地区的接种率。富裕国家能够

    把玩疫苗与各种严重后果间莫须有的关联，而贫穷国家则没有这个奢侈

    的选择权。我们当中竟然有这么多人宁愿相信，全世界整个

    医疗系统的研究人员、卫生官员以及医生都会愿

    意为了钱财私利去伤害儿童——这才是资本主义

    真正从我们身上掠走的东西。

    “资本主义，”卡尔·马克思写道，“是死劳动，就跟吸血鬼一样，只

    有吸吮活劳动才有生命，它存活越久，吸吮的劳动就越多。”古希腊时

    代的吸血鬼吸取睡眠中人的血液，中世纪欧洲的吸血鬼传播瘟疫，但在

    工业革命以后，小说开始描述一种新形态的吸血鬼，他们衣冠楚楚，是

    资本主义历久弥新的象征。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风险投资家出身的米

    特·罗姆尼发现自己被频繁地比作吸血鬼，因为罗姆尼的表情举止比较

    僵硬，常有人拿他到底是活人还是不死生物的话题取乐。在初选中，他

    就被描述成“秃鹫资本家”，而在贝拉克·奥巴马的竞选广告中，他则进

    化成了完全的资本吸血鬼。“就像吸血鬼一样，”一名钢铁工人如此评论

    罗姆尼合伙创办的公司贝恩资本，“它溜过来，从我们身上吸走生命。”

    在美国刚刚经历金融危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下，野心勃勃的吸血鬼从每个诚实工人身上吸取生命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大

    众共鸣。在房贷危机的背后，是吸血主义。房贷危机的起由，是将掠夺

    性的贷款鲁莽地发放给没有偿还能力的购屋主。这些贷款又被捆绑销售

    给投资者，在它们失去价值时得名“带毒资产”。

    如果人们对资本主义本身带毒心领神会，那么他们几乎就一定会产

    生对资本主义会污染所有事物的恐惧。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全球大

    流行即将消退的时候，统计结果显示这场新流感的致死人数并不像卫生

    官员最初预估的那么多，因此，欧洲委员会的卫生委员会主席指控世界

    卫生组织勾结制药厂，报告虚假的全球险情以便倾售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指控泰然处之，用它的发言人女士之口回应：“批评也属于疫

    情暴发周期中的一部分。”然后，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了来自于24个国家

    的25名独立流感专家评估其在全球疫情中的表现。

    研读这些专家写的调查报告时，我在一个段落处停顿良久，专家们

    在这个段落中提议建立一个专项基金，帮助有需要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

    人员照顾子女，他们在全球疫情时期需要随时待命候召，在抢险期有家

    不能返。这个段落仅仅是关于后勤细节的顺带一笔，但它让我思路一

    滞，首次意识到在控制疾病背后所需付出的人力。仅看“世界卫生组

    织”这个名称，很容易忘记它也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这些人跟我一

    样，也有自己的子女需要照顾。

    那些独立的流感专家们没有发现世界卫生组织曾受到任何商业利益

    的影响，甚至没有商业利益曾尝试影响它，也没有发现世界卫生组织曾

    错误地夸大险情严重程度的证据。报告表明，在事后回顾起来，世界卫

    生组织采取的某些措施的确看似远远高估了疫情带来的威胁，但原因之

    一可能是其一直在准备应对另一种H5N1禽流感的爆发，那种禽流感则

    是高度致命的。为防患于未然，应对措施保守一点并非罪不可赦。除此

    之外，最早期的报告曾显示甲型H1N1流感的致死率也很高，所以这点

    也让世界卫生组织警惕不已。“流感病毒的难以预料向来臭名昭著。”委

    员会会长在这份报告的引言中写着，并补充说我们这次很走运。“依委

    员会看来，”这份报告总结说，“一些批评者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行动是

    由看不见的商业利益指挥的，这种想法无视了一个事实：公众卫生的核

    心公益精神，是为了防治疾病和拯救生命。”

    资本主义禁锢了我们的想象能力，让我们难以设想竟会有一种公益

    精神能与资本争锋，即使这种精神是以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为基

    础。“占领免疫系统。”一位朋友听说我在写一本关于接种的书时开了个

    玩笑，但我当时没有明白这是个笑话，还花时间上网去查名为“占领免疫系统”的组织。别说我荒谬。在那时，“占领华尔街”运动正高喊着“我

    们是99%”的口号，从华尔街席卷到芝加哥，到旧金山，并且以燎原之

    势波及全球，成为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抗议。

    免疫力属于公用空间。那些选择让自身不拥有免疫力的人，实质上

    是在占领免疫力。我认识的一些妈妈们认为，拒绝接种在某种宽泛的意

    义上也算是在拒绝资本主义。但把拒绝免疫力当成公民有权进行的抗

    争，恰恰让自己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想要抵制的对象产生了令人不安

    的相似之处——那些有特权的1%从其他的99%那里汲取资源，保护自己

    远离风险。

    马克思的最后一卷《资本论》出版于1894年，3年后《德库拉》一

    书面市，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借用此书中的艺术形象来演绎自己的观

    点。“跟资本主义一样，德库拉追求的是永不休止地生长，”文艺评论家

    弗朗哥·莫瑞提写道，“永不休止地扩张他的领地：积累是他的天

    性。”莫瑞提说，德库拉的令人毛骨悚然之处，不是他对血液的喜欢或

    欣赏，而是他对血液的需要。

    就如同《德库拉》所提出的，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本质上是不人

    道的。觉得工业不停地扩张是一种威胁，这是可以理解的；觉得我们的

    利益敌不过企业的利益，这也可以引起共鸣。但拒绝接种这种行为所破

    坏的，并不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系统，它破坏的实际上是一个存亡与

    共的系统，其负担和收益都由所有人来承担。接种，恰恰让我们能够用

    资本主义制造的产品去对抗来自资本的压力。[38]

    在看到我们对贫穷、毒品和癌症宣战后，苏珊·桑塔格写道：“在一

    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滥用军事化比喻可能在所难免，这个社会日益打压

    人们对道德准则的需求，并认为这种需求是不切实际的。身处这种社会

    中，人们会觉得人不为己，愚不可及。”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甚至需要

    小心地呵护那些以保护公共健康为目的的预防措施，精心地为其存在的合理性做辩护。桑塔格说，战争是少数我们不需要考虑成本和实际操作

    性就会发动的行为。对疾病展开比喻性的战争，是我们为了使保护人群

    中的最脆弱者这一必不可少却又不切实际的公益行为名正言顺而做出的

    努力。

    我儿子3岁时，美国CDC发布了全球有多少人因2009年的甲型H1N1

    流感疫情丧生的数据，那时我儿子还是婴儿。CDC估计的死亡人数在15

    万至57.5万之间，这些死亡数字将甲型H1N1流感置于和典型的季节性流

    感相比肩的位置。但它对年轻人的杀伤力特别强，强到不成比例。在美

    国，死于甲型H1N1流感的儿童人数是死于典型季节性流感的10倍。放

    眼全球，如果用预计人生长度来计算，大约有970万年的人生喜乐被这

    场疾病大流行化为乌有。

    “钱领着路。”我的一位朋友说，她认为接种是由利益驱动的阴谋，这种阴谋由制药公司掌舵，向政府和医疗界施加不受监管的影响。与她

    的交谈让我想起伊芙·赛吉维克的一篇关于多疑的文章，在文中，她回

    忆了在艾滋病开始流行的头几年中与朋友辛迪·巴顿的一次对话。赛吉

    维克问巴顿怎么看待艾滋病病毒是由美国军队设计的这一传言，巴顿回

    答说她对此提不起多少兴趣：“我的意思是，就假设我们能确认这个阴

    谋论里的每个要点，比如说，在美国政府眼中，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的

    性命无足轻重；比如说，同性恋和吸毒者就算没有被严重地仇恨着，至

    少也是被人轻视；比如说，军方特地研发出能杀死被认为处于敌对立场

    的非战斗人员的手段……就算对这些说法我们都能查有实据，我们又能

    推导出什么之前不知道的东西呢？”

    有传言说“疫苗是西方对抗穆斯林的阴谋”，一位尼日利亚的理发师

    就此发表看法说：“如果白人真想要弄死我们，他们有很多更容易的方

    法，比如往我们的可口可乐里下毒……”我心中默然颔首。并且我怀

    疑，即使是没下毒的可口可乐，对我们的孩童造成的害处也远比疫苗要大。

    赛吉维克提出，仅仅因为我们有敌人，不代表我们需要整日疑神疑

    鬼疑邻居。有人对疫苗怀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我们能理解，但这也

    令人悲伤。因为在我们当中竟然有这么多人宁愿相信，全世界整个医疗

    系统的研究人员、卫生官员以及医生都会愿意为了钱财私利去伤害儿童

    ——这才是资本主义真正从我们身上掠走的东西。为别人生产剩余价值

    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围困在贫穷中。而在文化上，资本主义正在

    围困我们，让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化变得毫无价值。但倘若我们就此屈

    服，认同资本主义的压力即是人类天生的动力这一观点，倘若我们觉得

    每人都不是自由的，那么我们就真的将陷入贫困的囹圄。保持怀疑态度是我们身为父母的职责。

    在我小时候，当我抱怨喉咙疼时，我爸爸就会用手指轻柔地按按我

    的颚骨后方，检查淋巴结是否肿大。“我觉得你会好起来的。”他检查完

    后总会这么说。我读大学时有次病得很厉害，打电话回家他依然这么

    说，他觉得我可能患上了流感。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对策，让我失望的

    是，他的回答仅仅是“多喝水”。但接着，爸爸给我推荐了他的奶奶留下

    的专治严重感冒的秘方——蘸着热牛奶的黄油吐司面包。我爸爸描述着

    黄油漂浮在牛奶表面的情景，以及他的奶奶给他的关怀是多么令人安

    心。我发问的本意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药可以吃，但我爸爸知道，我那

    时候真正需要的，实际上是亲人的嘘寒问暖。现在我虽业已成人，还是

    会为医生检查我颚骨后淋巴结的举动而略感讶异，那个动作里的温柔，让我想起爸爸轻柔而关切的手指。

    父权主义医疗的风格，在现在的医疗界已经不流行，就像父亲代表

    绝对权威的那种模式已经不再主导亲子教育一样。但我们该如何关怀他

    人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讨论如何控制儿童肥胖的论述中，哲学家

    迈克尔·莫瑞将父权主义定义为“为了鼓励好处或者防止坏处而对另一个

    体的自由进行干涉的举动”。他补充说，这种父权主义在诸多方面都有

    表现，比如交通法规、枪支控制以及环境管理。自由是有限度的，即使

    出于善意。莫瑞也指出，干涉肥胖儿童的家教方式不一定是和蔼仁慈的

    举动。判定风险这个行为本身就有风险。因为身体形态被冷眼相看的儿

    童，会因此被更进一步地孤立起来。而那些被认定为有肥胖风险的家

    庭，则变成了有受歧视性监督的风险的家庭。莫瑞观察到，防止风险这

    个理由，常常被用来让强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