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读心神探：FBI心理侧写术

    作者：【美国】约翰·道格拉斯 马克·奥尔谢克

    ISBN：9787532760862

    译者：阎卫平 王春生

    责任编辑：黄步红

    产品经理：@nachzugler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献给

    以前和当前任职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的

    男士们和女士们——志同道合的探索者和伙伴。尽管大地上所有的泥土将它埋掩，罪行终究会暴露

    在世人的眼前。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序 我准是在地狱

    我准是在地狱。

    这是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我赤身裸体，被五花大绑。皮肉之苦令人

    不堪忍受。我的四肢正被某种利刃肢解，身体的每一个洞孔都被戳穿。

    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透不过气来。尖器插进了我的阴茎和直肠，浑身有一种四分五裂的感觉。我大汗淋漓。随后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情：在我职业生涯中所有被我送进监狱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猥亵儿童犯

    正在将我折磨至死。如今我成了受害者，可我却无力反抗。

    我了解这些家伙的作案手法，我已见识过多次。他们都有一种对捕

    获物随意支配的需求。他们都希望有权决定受害者的生死，或者应该如

    何去死。只要我的身体尚能承受，他们就不会让我轻易死去；当我昏厥

    过去或奄奄一息时，他们就会让我苏醒过来。总之他们是尽其所能地折

    磨我。其中有的人可以如此施虐连续数日。

    他们想向我显示他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我的生死全凭他们的发

    落。我越是喊叫，越是哀求他们手下留情，就越是助长他们的气焰，激

    发他们邪恶的幻想。求饶、退缩或是哭爹喊娘只会使他们变本加厉。

    这就是我六年来追捕十恶不赦之徒所得到的回报。

    我的心跳在加速，浑身精疲力竭。当他们把尖棍插进我的阴茎深处

    时，我感到一阵刺骨的戳痛。我整个身体痛苦得痉挛起来。

    求求你，上帝，我若还活着，就让我快点死掉吧。我若已死去，就

    让我快快摆脱这地狱的折磨吧。

    接着，我看到一道强烈明亮的白光，就像听人说过的人在垂死之际

    会看到的那种白光。我期望见到基督、天使或是魔鬼——我也曾听说过这些事情。不过我看到的只有那道白光。

    然而，我确实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令人宽慰、让人放心的声音，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能使人平静下来的声音。

    “约翰，别担心。我们会尽力救你的。”

    这是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约翰，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别担心。不要紧张。你已住进医院。

    你病得很重，我们会尽力让你好转的。”这就是护士对我说的话。她不

    知道我能否听见她的话，不过仍然以安慰的口气再三重复着。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已被送进西雅图瑞典医院的监护病房，连日昏

    迷不醒，靠生命维持系统支撑着。我的双手双腿被带子捆住，身上插着

    静脉输液管和其他各种导管。没有人认为我能躲过鬼门关。当时是1983

    年12月初，我38岁。

    故事要从三个星期之前说起，地点在美国的另一侧。我当时在纽

    约，正面对纽约警察局、交通警察局以及长岛拿骚县和萨福克县警察部

    门的共约三百五十名警员进行有关罪犯个性侧写的演讲。这类演讲我做

    过不下几百回，几乎可以说能够倒背如流。

    忽然之间，我开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还在演讲，但身体突然直

    冒冷汗。我自言自语：我究竟如何去处理所有那些案件呢？当时我正要

    结束对亚特兰大的韦恩·威廉斯残杀儿童案以及布法罗的“0.22口径”枪杀

    案的咨询工作。此前我被请去参与了旧金山的“林径杀手案”的调查工

    作。我还对英国苏格兰场的约克郡碎尸案侦破工作提供了咨询意见。我

    为罗伯特·汉森一案穿梭往返于阿拉斯加，该犯是安克雷奇的一个面包

    师，专挑妓女下黑手，将她们带到荒野地带，玩猎人追杀猎物的游戏。

    我接手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针对犹太教堂的系列纵火案。再过两

    周，我还得飞往西雅图为格林河专案小组提供咨询，该小组正在侦破美

    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系列谋杀案，凶手作案对象主要是西雅图塔科玛一

    带的妓女和过往客人。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

    为科学科惟一的专职办案人员，科里其他人员均是讲课教官。当时我手

    头同时有大约一百五十件未侦破案件要独自处理，而且一年之中有一百

    二十五天是在途中奔波，而不是待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

    院的办公室里。来自地方警察的压力十分之大，这些警察自身也承受着

    来自社区、来自受害者家属要求破案的巨大压力，因而我对他们深表同

    情。我一直在设法排列出工作的轻重缓急，可是每天都有新的案件纷至

    沓来。我在匡蒂科的同事们常常戏言说我就像个男妓：不能对客户说半

    个不字。

    在纽约的这次演讲中，我一直在谈论罪犯个性类型，可我的思绪却

    不断回到西雅图。我知道格林河专案小组中并非人人都希望我参与破

    案，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每当大案要案发生时，我常会被请去提供新型

    的破案手段，而大部分警察以及局里的许多官员都将它视之为与巫术仅

    有一步之遥，因此我知道这一回也得做一番“自我推销”。我必须显得言

    谈富有说服力，同时又不可表现得过于自信或自大。我必须让他们明

    白，我认为他们的调查工作是彻底的，是具备专业水准的，同时还要让

    心存疑虑者相信，联邦调查局可能会有助于他们破案。也许最让人沮丧

    的是，我不像传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那样说一下“只要讲述一下事实，太太”就可以交差完事，我的工作还要求能提供断案的见解。我始终非

    常清楚，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系列案的调查工作会被引入歧途，导致

    更多的人送命。同样糟糕的是，这会封杀我竭尽全力付诸实施的罪犯侧

    写[1]

    及犯罪分析这一全新计划。

    再说还有四处奔波的辛劳。我已去过阿拉斯加好几趟，要飞越四个

    时区，提心吊胆地乘坐飞机贴近水面飞行，最后在一片黑暗中降落，而

    且几乎是刚刚抵达目的地与当地警察碰头之后，又要重新登上飞机返回

    西雅图。

    这种无缘无故的焦虑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我反复对自己说：嘿，道

    格拉斯，振作起来。控制一下自己。于是我总算又振作起精神。我想那间演讲厅里没有人晓得情况有些不妙。可是，我就是无法驱除那种灾祸

    临头的感觉。

    我无法摆脱这种不祥的预感，因此回到匡蒂科以后，我找到人事部

    门，办理了预防残废事件的追加人寿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我说不清这

    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内心有一种朦胧而强烈的恐惧感。我已是疲

    惫不堪，体力消耗太多，为了应付压力大概饮酒也过量。我很难入睡，正进入梦乡时又经常被请求紧急援助的电话吵醒。当我重新入睡时，我

    会迫使自己去做与本案有关的梦，以期能获得灵感。现在回首往事，很

    容易看出眉目，但当时我则显得束手无策。

    就在前往机场之前，出于某种缘故我在我太太帕姆任教的小学前停

    下了车，她的工作是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授阅读课。我告诉了她有关

    额外保险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她忧心忡忡地问我。我当时头脑右侧痛

    得很厉害，她说我两眼布满血丝，表情怪怪的。

    “我只是想在离开前把一切都告诉你。”我回答。当时我们有两个女

    儿：埃里卡8岁，劳伦3岁。

    这次西雅图之行我带上了两名新特工，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和罗恩·

    沃克，让他们一道参与破案。我们当晚抵达西雅图，下榻于市中心的希

    尔顿饭店。打开行李包时，我发现只有一只黑皮鞋。要么我没有把另一

    只黑皮鞋放进包，要么不知怎么我在途中丢失了一只。原定次日上午我

    要在金县警察局讲课，不穿黑皮鞋肯定是不行的。我这人一向讲究穿着

    打扮，即便感到身心疲惫、压力重重，仍然念念不忘要有黑皮鞋才能配

    上西装。于是，我急匆匆地走出饭店，来到市中心商业街四处寻找，最

    后总算找到了一家尚在营业的鞋店，买到了一双称心如意的黑皮鞋。返

    回饭店时我愈发感到浑身疲惫不堪。

    次日上午，也就是星期三上午，我为当地警察和一个办案小组讲了

    课，该小组由西雅图港的代表和两名应聘协助案件调查的当地心理学家

    组成。人人都对我所讲授的作案者侧写很感兴趣，例如作案人数是不是不止一个以及可能会是什么类型的人。我力图让他们接受的一点是，在

    此类案件中，作案者侧写并不都是如此重要。我非常肯定，最终会发现

    作案者是何种类型的人，不过也同样肯定，很可能会有许多人符合我的

    描述。

    我告诉他们，在侦破这起仍在继续的连环谋杀案中，更为重要的是

    着手采取前摄[2]

    措施，警方和媒体通力合作，引诱凶手落网。例如，我

    建议警方可以举办一系列社区会议来“讨论”这些罪行。根据推断，我可

    以肯定凶手会出席一次或多次会议。我同时认为，这会有助于了解我们

    对付的凶手是否不止一人。我要警方试行的另一计谋是，对媒体宣布有

    人目击了其中一桩劫持案。我感觉这样做可能会促使凶手采取他自己

    的“前摄策略”，主动出来解释一番为什么他会在案发现场附近“无辜

    地”被人撞见。我最有把握的一点就是，不管这些凶杀案系何人所为，此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接着，我告诉小组如何去审讯涉案的嫌疑人，既包括那些自我暴露

    者，也包括在引人关注的大案中免不了会主动自首的许多不可救药的怪

    人。麦基尔韦恩、沃克和我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查看了几处弃尸地点，待到晚上回到饭店时，我已是精疲力竭。

    我们在饭店酒吧饮酒，放松一下自己，我告诉布莱恩和罗恩，我感

    觉不大舒服。我依然头痛不已，心想有可能染上了流感，因此要他们第

    二天向当地警方掩盖一下我的病情。我以为只要第二天卧床休息就会好

    转的，于是互致晚安后，我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房门上，并告知两

    位同事星期五早上再与他们会合。

    我只记得坐在床边宽衣时感到很难受。两位特工同事星期四回到了

    金县政府大楼，继续讲解我前一天概述过的策略。应我的要求，他们一

    整天没有打搅我，以便让我好好睡一觉把流感治好。

    可是当星期五早上我没去吃早餐时，他们开始担心了。他们往我的

    房间打电话。电话没人接。他们来敲我的房门。没有人应答。

    他们万分紧张地返回总台，向经理要了钥匙，回到楼上打开了门，却发现安全链是反扣上的。不过他们听到从房间里传来微弱的呻吟。

    他们踢开门冲了进去，发现我——用他们的话来讲——像青蛙一般

    趴在地上，衣服没有穿好，显然是想去抓电话。我身体左侧抽搐个不

    停，布莱恩说我当时“浑身滚烫”。

    饭店打了电话给瑞典医院，医院立即派来了一辆救护车。与此同

    时，布莱恩和罗恩守在电话机旁与急救室保持联系，把我的一些关键数

    据告诉他们。体温是41.6度，脉搏220下。我的身体左侧已瘫痪，上了

    救护车还不断在抽搐。根据医生的检查报告所述，我的眼睛像玩具娃娃

    一样：两眼睁大，目光呆滞茫然。

    一进医院，医生立即对我进行了冰敷处理，并大剂量静脉注射了苯

    巴比妥鲁米那镇静剂，以力图控制抽搐发作。医生告诉布莱恩和罗恩，给我注射的镇静剂剂量足以让整个西雅图的市民昏睡过去。

    医生还告诉两位特工，尽管大家尽了最大努力，我可能还是会一命

    呜呼。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显示，我的右脑因高烧而破裂，且已有颅内

    出血。

    “用外行人的话来说，”医生告诉他俩，“他的大脑已经炸成了碎

    片。”

    当时是1983年12月2日。我新办的保险已于前一天开始生效。

    我的科长罗杰·迪普到帕姆任教的学校当面告诉了她这个坏消息。

    随后，帕姆和我父亲杰克飞到西雅图来陪伴我，两个女儿则留给了我的

    母亲多洛里丝照料。联邦调查局西雅图工作站的两位特工里克·马瑟斯

    和约翰·拜纳到机场去迎接他们，把他们直接带到了医院。他们此刻才

    知道情况有多么危急。医生让帕姆对我的死亡有所准备，并且告诉她，即使我活了下来，也可能双目失明或成为植物人。身为天主教教徒的帕

    姆请来了一位神父替我做临终圣礼，可是当神父得知我是一位长老会教

    徒时，便不情愿替我祈祷了。布莱恩和罗恩辞谢了这位神父，找到了另

    一位无此顾忌的神父。他们请他来做祈祷。

    整整一个星期，我始终昏迷不醒，徘徊于阴阳的交界线上。监护病房规定只有家人才可获准探视，于是乎我在匡蒂科的两位同事、里克·

    马瑟斯以及西雅图工作站的其他人员顿时都成了我的近亲。“你的家庭

    可真不小呀。”有位护士曾开玩笑地对帕姆说。

    “大家庭”这一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全然是开玩笑。在匡蒂科，由行为科学科的比尔·哈格梅尔和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的汤姆·哥伦贝尔

    牵头，一些同事发起了募捐活动，以便能让帕姆和我父亲留在西雅图陪

    伴我。不久他们便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警官的捐款。在此同时，他们也

    做出了安排，准备把我的尸体运回弗吉尼亚州，安葬于匡蒂科的军人公

    墓。

    发病快满一周时，帕姆、我父亲、特工们和那位神父在我的床边围

    成一圈，手拉着手，并且握着我的手做了祈祷。当天深夜，我从昏迷中

    醒了过来。

    我还记得当时看到帕姆和父亲时感到很惊讶，同时弄不清楚自己身

    在何方。最初我无法言语，我的左脸下垂，身体左侧依然大面积瘫痪。

    随着语言功能的恢复，我开始含糊不清地说话了。过了一阵子，我的腿

    能够挪动了，接着身体的更多部位逐渐地恢复了活动。我的喉咙因插有

    生命维持管而疼痛无比。控制抽搐发作的药物也从苯巴比妥鲁米那换成

    了杜冷丁。经过各种检查、扫描和脊椎穿刺，医生最后做出了临床诊

    断：压力过度和全面衰弱的身体状况引发了病毒性脑炎。我幸运地保住

    了性命。

    可是，康复的过程既痛苦又令人灰心。我必须重新学会走路，记忆

    力也有问题。为了帮助我记住主治医生西格尔的名字，帕姆拿来了一个

    用贝壳做成、立在软木基座上的海鸥小雕像。[3]

    当医生下一次来做心智

    测试，问起我是否记得他的名字时，我含糊不清地说：“当然记得，‘海

    鸥’医生。”

    尽管得到了各方面的热心支持，我仍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十分

    沮丧。我一向不能忍受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或者做事磨磨蹭蹭。联邦调

    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亲自打来电话为我鼓劲。我告诉他，我大概不能再举枪射击了。

    “约翰，别担心这个，”局长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大脑。”我没

    告诉他的是，恐怕连大脑也不中用了。

    我终于离开了瑞典医院，于圣诞节前两天返回家中。临出院时，我

    送了铭牌给急诊室和监护病房，对医护人员为拯救我的生命所做出的一

    切表示深深的感激。

    罗杰·迪普到杜勒斯机场迎接我们，又驱车送我们回到弗雷德里克

    斯堡的家中。家门口挂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条“欢迎约翰回家”的宽幅标

    语，等候着我的归来。我的体重已从正常时的195磅降到160磅。我一副

    病态以及坐着轮椅这一事实让埃里卡和劳伦非常伤心，以致在后来很长

    一段时间里，每当我要外出旅行，她们都会担惊受怕。

    这一年圣诞节过得冷冷清清。除了罗恩·沃克、布莱恩·麦基尔韦

    恩、比尔·哈格梅尔和匡蒂科的另一位特工吉姆·霍恩以外，我没有会见

    很多朋友。我已经可以不依靠轮椅行动了，但是四处走动还有不少困

    难。跟人交谈也有障碍。我发现自己动不动就会哭，记忆力也不大靠得

    住。当帕姆或父亲开车带我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兜风时，我会注意到某幢

    建筑物，却不知道它是不是新建成的。我感觉自己像个中风病人，不知

    是否还能重返工作岗位。

    我对联邦调查局使我落得这般下场感到愤愤不平。就在前一年2月

    份，我曾找吉姆·麦肯齐副局长反映过。我告诉他，我认为自己跟不上

    工作的快节奏，问他是不是能找个人做我的帮手。

    麦肯齐对我表示了同情，但看法很实在。“这个机构的情况你是清

    楚的，”他对我说，“在你的工作得到人家认可之前，就得一直工作下

    去，直到躺倒为止。”

    我不只是感觉得不到支持，还觉得自己的努力并未得到赏识。事实

    上，反倒是吃力不讨好。就在一年前，我使出浑身解数处理了亚特兰大

    残杀儿童案，在韦恩·威廉斯被缉拿归案以后，却因弗吉尼亚州纽波特

    纽斯的一家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文章而受到局里的申诫。该报记者曾问我对嫌疑人威廉斯有何看法，我回答说，他是“有作案可能的”，而且如果

    证实他就是凶手，那么就很可能涉嫌好几起案件。

    尽管当时是联邦调查局要求我去接受采访的，他们却认为我对一件

    悬案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他们声称，我在几个月前接受《人物》杂志

    采访时就曾受过告诫。这便是典型的政府衙门作风。于是我被移交华盛

    顿总部的专业责任处接受查处。在接受了六个月的官方调查后，我收到

    了一纸处分。后来，我又因此案荣获了一张奖状。不过，那是因为局里

    承认我为侦破这起新闻界称为“世纪之罪”的案件做出了贡献。

    执法人员所从事的大部分活动是难以对任何人谈及的，甚至连配偶

    也不例外。当你一整天满目皆是尸体和残肢，尤其当死者是儿童时，你

    是根本不想把这个话题带回家中的。你绝不会在饭桌上开口说道：“我

    今天办理了一件强奸谋杀案。现在让我把案情说给你们听听。”这正是

    为什么往往警察钟情于护士，而护士也钟情于警察的原因：这些人能够

    以某种方式将彼此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有时我在公园或树林里游览，会带上自己的女儿，我常常触景生情

    地想到：这里很像是某某作案现场，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一个被害的8岁

    儿童。虽说我很担心孩子们的安全，但是接触的惨案实在太多，因此对

    她们轻微的擦伤碰伤并不十分在乎。有一次回到家，帕姆告诉我一个女

    儿骑自行车摔了一跤，伤口要缝上几针，我马上就联想起对某个同龄遇

    害儿童的验尸过程，以及为了便于下葬法医缝了好多针才合上伤口。

    帕姆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她们热衷于当地的政治活动，而我对此毫

    无兴趣。由于我外出办案的时间很多，抚养小孩、支付账单和维持家计

    的重担就落在了帕姆一个人的肩上。这是我们当年婚姻中的诸多问题之

    一，而且我心里明白，至少大女儿埃里卡已经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这层紧

    张关系。

    我对调查局听任这一切的发生耿耿于怀。回到家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后院里焚烧落叶。由于一阵冲动，我进屋取出了家中存放的所有档

    案资料和写成的文章，统统付之一炬。摆脱这些东西让我感到痛快。几个星期以后，我能重新开车了，便来到匡蒂科的国家公墓看一看

    原先要掩埋我的墓位。墓位是根据死亡日期排序的，假如我真的死于12

    月1日或2日，排给我的墓位可真是糟糕透了。我注意到，与之为邻的正

    巧是一位小女孩的墓位，她在离我家住处不远的车道上被人用刀捅死。

    我查办过此案，至今它还悬而未决。我伫立墓前沉思之际，回想起自己

    不知多少次建议过警方，要监视那些我认为凶手可能会光顾的墓地。要

    是警方此刻就在附近监视，并且将我作为嫌疑人抓获，那将多么具有讽

    刺意义呀。

    在西雅图病倒四个月之后，我依旧休着病假。双腿和肺部因并发症

    和长期卧床而出现了淤血，我依然觉得每天都在挣扎中度日。我不知道

    自己在体力上是否还能重新工作，就算是能重新工作，是否还会有自信

    心。这一期间，行为科学科教学组的罗伊·黑兹尔伍德工作量大增，他

    承接了继续办理我曾接手的案件的重任。

    我于1984年4月首次重返匡蒂科，向来自局里外勤工作站的一组五

    十来个在职特工讲课。我是穿着拖鞋走入教室的，双腿因淤血依旧浮

    肿，一进门就受到了这些来自全美各地特工的起立鼓掌欢迎。这种反应

    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因为这些人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我所从事的

    工作和我在局里努力开创的事业。这是我好几个月来头一回感觉到自己

    受到了别人的珍惜和赏识。我还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一个月以后，我重新开始全天工作了。

    [1] 侧写(profile)，文中指根据从犯罪现场收集的信息来给凶手画像。——译者

    [2] 前摄(proactive)，心理学术语，指回忆时先知材料较后知材料占优势。此处指利用心理暗示来诱使凶手落

    网。——译者

    [3] 西格尔“Siegal”的发音与海鸥“seagull”的发音很相近。——译者一 凶手的心理

    二 我母亲的娘家姓福尔摩斯

    三 拿雨点打赌

    四 两个世界之间

    五 行为科学抑或胡说八道？

    六 巡回教学

    七 黑暗中心

    八 凶手会有言语障碍

    九 设身处地

    十 人人都有弱点

    十一 亚特兰大

    十二 我们中的一员

    十三 最危险的游戏

    十四 谁杀害了美国靓女？

    十五 伤害心爱的人

    十六 上帝要你跟莎丽·费伊做伴

    十七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十八 心理医生的努力

    十九 有时龙会取胜一

    凶手的心理

    把你自己摆在猎手的位置。

    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设想一下，有这样一部反映大自然的影

    片：非洲的平原上立着一头狮子。它发现池塘边有一大群羚羊。但不知

    为什么，从狮子的眼神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已在几千只羚羊中紧紧盯住

    了其中一只。这头狮子训练有素，能够观察出羊群中某只羚羊的弱点，由于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使其最有可能沦为牺牲品。

    某些人的情况正是如此。假如我是一名凶手，就会每天外出寻找猎

    物，寻找下手的机会。比方说吧，我正在一处购物中心，其中容纳有好

    几千位顾客。我走进游戏机厅，一眼看去有五十多个孩子在玩游戏机。

    此刻我必须成为猎手，必须成为侧写家，必须能侧写出那个潜在的猎

    物。我必须弄清楚这里五十多个孩子中哪一个易受攻击，有可能成为受

    害者。我必须观察这个孩子的衣着打扮。我必须训练自己从这个孩子的

    手势、表情、姿势里捕捉线索。而且，我必须在一瞬间之内完成这一

    切，因此必须精于此道。然后，一旦做出了决定，一旦要下手，我就必

    须想好如何才能不动声色地、不引起任何惊慌或怀疑地把这个孩子弄出

    购物中心，因为他或她的父母很可能就在附近的店铺里。我可经不起出

    现任何差错。

    正是捕猎的刺激感驱使着那些家伙作恶多端。如果在其中一人紧盯

    潜在受害者之际，你能够得到其皮肤触电指数，我认为你得到的是与原

    野上的狮子完全相同的反应指数。无论我们谈论的凶手的捕猎对象是小

    孩也好，是年轻女子也好，或者是老人、妓女以及任何其他可以界定的群体也好，或者我们谈论的凶手看上去事先并没有任何特定的首选捕猎

    对象，情况都是一样的。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是一丘之貉。

    不过，正是他们的不同作案手法，正是他们留下的反映个体个性的

    蛛丝马迹，才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新型武器，可以用来诠释某些类型的暴

    力案件，以及用来追缉、逮捕和起诉凶手。在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

    的专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就是在努力开发这种武器，这也正是本

    书的主要内容。自文明开创以来，每一件骇人听闻的犯罪案件无不牵涉

    到这样一个冷酷的基本问题：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情？我们在联邦

    调查局调查支援科所从事的这类侧写和犯罪现场分析就是要试图解答这

    一问题。

    行为反映个性。

    把自己摆在这些家伙的位置，抑或揣摩他们的心理活动，从来就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根本不好玩。不过这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不得已而

    为之的事情。我们不得不试图去感受，成为他们中的每一位是怎么回

    事。

    我们在犯罪现场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使我们对那个作案者有所了

    解。通过尽可能广泛地研究各类案件以及与内行——即凶犯本人——进

    行交谈，我们已经学会了破译那些线索，其方式正如医生评估不同的症

    状以诊断某一特定疾病或病情。而且正如医生在识别出他或她以前见过

    的某些疾病的症状后能够做出诊断那样，当我们看到模式开始显现时，也能够得出各种结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正在积极对囚犯访谈，从事深入的研

    究。当时我身边坐着一圈暴力凶犯，地点是在巴尔的摩的那座古老而带

    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用石头建成的马里兰州监狱。每个人的案子都有来

    头，令人关注：杀警察、杀儿童、贩毒或者黑道凶杀。不过我最关心的

    倒是强奸谋杀犯的惯用手法，于是我问在场的犯人，狱中是否有这样的

    犯人。

    “有啊，查理·戴维斯就是一位。”有个凶犯告诉我，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他是不会同联邦调查局人员交谈的。有人去监狱的庭院找到他。

    出人意料的是，戴维斯竟然过来与我们交谈，大概是出于好奇或闲得无

    聊。有利于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因素是：囚犯们的空闲时间多得很，却

    不知如何打发。

    通常我们到监狱做访谈，事先都要尽可能充分地了解犯人的有关情

    况，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实是照这样去做的。我们要翻阅警方的档案以及

    犯罪现场照片、验尸报告、审讯记录——任何有助于弄清犯罪动机和个

    性的材料。惟有如此，你才能确信凶犯不是在跟你玩什么牟取私利或自

    我寻欢的游戏，而是在直接向你说明实情。但就此案而言，显而易见我

    没有做任何准备，于是我承认了这一点，并设法使这一点有利于我的访

    谈。

    戴维斯是个彪形大汉，身高约6英尺5英寸，30岁刚出头，胡子刮得

    光光的，打扮整齐。我一上来便说：“你可是比我占有优势，查理。我

    并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

    “我杀了五个人。”他回答。

    他在我的要求下描述了一下犯罪现场和自己是如何加害受害者的。

    原来戴维斯是位兼职救护车司机。他的作案方式是勒死一名女子，将尸

    体丢弃于他负责救护区域内的一条公路旁，打一个匿名电话，然后作为

    对电话的回复去收拾尸体。当他把尸体搬上担架时，谁会料到凶手就在

    他们当中？一手控制局面和现场策划确实让他兴奋不已，给了他最强烈

    的刺激。我所能了解到的诸如此类的作案手法经证明总是极具价值的。

    这种勒杀方式告诉我，他是一个一时冲动型的杀人犯，原先脑子里

    的主要念头是强奸。

    我对他说：“你是个真正的警察迷。你想当警察，想处在有权势的

    地位，而不是从事什么无法发挥你的才干的低贱工作。”他笑了笑说，他父亲曾经是一名警察中尉。

    他在我的要求下描述了他的惯用手法。打个比方吧，他会跟踪一名

    漂亮的年轻女子，看着她驾车驶进一家餐馆的停车场。通过他父亲在警方的关系，他设法检查了该车的牌照。当得知了车主的姓名以后，他会

    打电话到餐馆广播呼叫此人，让她关掉车灯。当她走出餐馆时，他就劫

    持她，强行将其推入他或她的车子，给她戴上手铐，然后扬长而去。

    他依次描述了五起凶杀案，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当讲到最后一起

    时，他提到曾将她放在车子的前排座位上遮盖好，他头一次回想起这个

    细节。

    谈到这里时，我进一步改变了访谈策略。我说：“查理，让我来告

    诉你一些关于你的情况：你在同女性交往上存在着问题。你第一次作案

    时碰上了财务麻烦。你当时年近30，非常清楚你的工作无法让你施展自

    己的才华，因此你觉得你的生活一团糟，事事不顺心。”

    他只是点点头。迄今为止我说的都还没错。我没有说任何难以理解

    或纯属猜测的含混的话。

    “你当时酗酒，”我继续说道，“你欠了债。你与同居的女人常常争

    吵。(他并未告诉我跟什么人同居，但是我对此相当肯定。)在情况最

    糟糕的那些夜晚，你会外出寻猎。你不愿意对自己的情人下手，于是只

    有去折磨另外的什么人。”

    我可以看出查理的身势语在渐渐发生变化，情感开始有所流露。于

    是凭借所掌握的零星情况，我继续说：“不过，你对最后一个被害人下

    手时已远远没有那么凶残。她是与众不同的。你强暴她之后又给她穿上

    了衣服。你把她的头部蒙上了。前四次作案时你并没有这样做。这一次

    你不像前四次那样感觉良好。”

    当他们开始仔细聆听时，你便晓得你已经说到了点子上。我是从访

    谈囚犯中学会这一点的，并且能够在审讯场合反复运用。我看得出此时

    我已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她对你说了一些什么，让你感觉杀害她

    于心不忍，不过你还是把她杀了。”

    突然，查理的脸变得通红。他显得神情恍惚，我可以看出他的思绪

    已经回到了案发现场。他犹豫了一下才告诉我，那个女人说，她丈夫身

    体很不好，她感到十分担忧。他病情严重，也许离死期不远了。说这番话可能是她的计策，也可能不是，而他无从知道实情。但是它显然对戴

    维斯产生了影响。

    “可是我没有戴上面具，她知道我的长相，我不得不杀掉她。”

    我停顿了片刻，又说：“你拿了她的什么东西吧？”

    他再次点点头，然后坦白说他掏出了她的钱包。他取出一张她与丈

    夫和小孩在圣诞节的合影，将它保存起来。

    我从前根本没有见过这家伙，但已开始对他有了明确的印象，于是

    我说道：“查理，你去过墓地吧？”他的脸一片绯红。我断定他十分关注

    报纸对此案的报道，因为他想了解他的受害者被掩埋在了何处。“你上

    那里去是因为你对这件谋杀案深感内疚。而且你随身带了一样东西去墓

    地，把它摆在了墓位上。”

    在场的其他囚犯鸦雀无声，痴迷般地倾听着。他们从未见过查理这

    个样子。我重复了一遍：“你带了一样东西上墓地。你带了什么东西，查理？你带了那张合影照片，对不对？”他只是再次点点头，然后垂下

    了头。

    这完全不是什么巫术，或者说，完全不是在场的囚犯可能会以为的

    那种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的魔术。显然我是在猜测，但是这些猜测是以

    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载入工作日志，并将继续进行收集的大量背景资

    料、研究结论和经验积累作为根据的。譬如说，我们发现有关凶手会走

    访受害者坟墓的这老一套说法常常是符合实情的，但未必是出于我们原

    先设想的原因。

    行为反映个性。

    我们的工作之所以必要，其中一个原因是暴力犯罪的本身性质在发

    生着改变。我们大家都了解那些困扰大多数城市的与毒品有关的谋杀

    案，以及那些频繁发生并且令国人感到丢脸的持枪犯罪。然而，以往的

    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大多都发生在以某种方式相互认识的人们身

    上。

    这种情况如今已较为少见了。近在60年代，这个国家的杀人案破案率还高达90%以上。现在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尽管今天科技进步

    令人注目，电脑时代业已来临，尽管更多的警官经过了更为严格的训练

    并拥有更为精良的装备，谋杀作案率却一直在上升，破案率却一直在下

    降。越来越多的犯罪案件中的凶手和受害者是“陌生人”，在许多案件中

    我们缺乏可查的动机，至少是缺乏明显的或“合乎逻辑的”可查动机。

    从传统意义上讲，对大多数谋杀和暴力犯罪执法官员是比较容易理

    解的。它们起因于我们都经历过的感情——愤怒、贪婪、忌妒、贪财、复仇——的极端表现。一旦这种情感问题得以解决，犯罪或犯罪冲动就

    将停止。有人会因此丧命，但情况就是这样，警察通常都知道要追查的

    凶手是谁以及动机是什么。

    可是近年来，一种新型的暴力罪犯已经露头，即系列案犯。这种人

    不到被拘捕或击毙，往往是不会停止犯罪的；这种人善于从经验中学

    习，并且作案手法越来越高明，总是在不断作案过程中完善其方案。我

    之所以说“露头”，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可能一直就在我们身边，远

    在19世纪80年代的伦敦碎尸者杰克出现以前就已存在。杰克通常被认为

    是第一位现代系列杀手。我之所以用“他”，是因为几乎所有现实生活中

    的系列杀手都是男性，其中的原因我稍后会加以阐明。

    事实上，系列谋杀这一现象可能比我们认识到的还要古老许多。那

    些流传下来的关于巫婆、狼人、吸血鬼的故事和传说有可能就是对骇人

    听闻的暴行的一种解释方式，因为在欧洲和早期美国的那些组织紧密的

    小城镇里，没有人能理解这些我们今天已经见惯不惊的变态行径。怪物

    必定是超自然的生物。它们绝不可能与我们一样。

    在所有暴力罪犯中，系列杀人犯和奸杀犯往往是最不可思议、最令

    人恐慌、最难以捕获的。其部分原因在于，驱使他们作案的动机往往要

    比我刚才列举的基本因素远为复杂。这反过来又使得他们的犯罪模式更

    令人困惑，使得他们很少萌发类似同情、负疚或悔恨这些常人所具有的

    感情。

    有时，捕获他们的惟一方法便是学会像他们一样去思考。为了避免让人产生误会，以为我会把严加保守的调查机密泄漏出

    去，从而为未来的凶手提供入门知识，让我现在就来消除你们在这方面

    的疑虑。我将叙述的内容是关于我们如何将行为方式研究发展成罪犯个

    性侧写、犯罪研究和起诉策略的。即便我有意，也不能够将它变成一门

    介绍入门知识的课程。首先，训练那些经过挑选才加入我们科的早已经

    验丰富和卓有建树的特工，我们用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再者，无论凶手

    自以为有多大本事，他越是想方设法逃避侦破或者让我们误入歧途，就

    越是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便于破案的行为线索。

    诚如几十年前柯南道尔爵士通过福尔摩斯之口所说：“特异性几乎

    毫无例外是一条线索。一次犯罪越是普普通通，越是没有特色，就越是

    难以侦破。”换句话说，我们掌握的行为线索越多，我们能够为当地警

    察提供的侧写和分析就越完整。当地警察办案时掌握的侧写越是充分，就越能够缩小嫌疑人的范围，从而集中全力寻找真正的凶手。

    说到这儿，我要对本书做一点声明。调查支援科隶属于位于匡蒂科

    的联邦调查局暴力案件全国分析中心，我们是不负责抓获凶手的。让我

    再重复一遍： 我们不负责抓获凶手。抓获凶手的是当地警察，考虑到

    他们所承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压力，他们中大多数人可谓工作出

    色。我们尽力而为的是，协助当地警察突出调查重点，然后提出一些可

    能有助于挖出凶手的前摄手法方面的建议。一旦他们抓获了凶手——我

    再强调一次，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就会设法构想出一套策略，协

    助检察官在审判过程中展现出被告的真实个性。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我们从事过研究，且拥有专业经验。

    当面临一件系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时，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当地警察局可

    能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恐怖暴行，然而我的人员大概已经办理过不是几

    千件，也是几百件的类似案件。我总是告诉手下的特工：“如果你想了

    解艺术家，就非得观看他的作品不可。”许多年下来，我们已经观看过

    很多“作品”，与大多数“卓有建树的”“艺术家”进行过广泛的交谈。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开始系统地开展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科的工作，它后来更名为调查支援科。尽管对我们的成就加以赞扬和戏剧

    化渲染的书籍(例如托马斯·哈里斯那部令人难忘的《沉默的羔羊》)

    大多都多少带有想象色彩并且具有戏剧破格[1]

    的倾向，可是我们的前辈

    在办案过程中确确实实更多地凭借犯罪虚构而不是犯罪事实。在埃德加

    ·爱伦·坡1841年创作的经典小说《停尸间的谋杀案》中，主人公业余侦

    探奥古斯特·杜平堪称有史以来第一位行为侧写家。在那个故事里侧写

    家首次运用前摄手法迫使真正的凶手现身，同时证明了那个被当成凶手

    投入监狱的人是清白无辜的。

    如同一百五十年以后供职于我们科的男士和女士一样，坡认识到，在单凭法医证据还不足以侦破一起作案手段极其残酷，且看似缺乏动机

    的案件的时候，侧写是有价值的。“在得不到一般性线索的情况下，”他

    写道，“分析师会让自己进入对手的心灵，设想自己就是凶手，于是常

    常一眼便看出，那些仅有的破案方法可能在诱使他犯错误，或者在促使

    他草率得出错误判断。”

    还有一个小小的类似之处值得一提。杜平先生喜欢独自在房间里工

    作，关上窗户，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以避开日光和外界的侵扰。我和我

    的同事们在这一点上则别无选择。我们在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的办

    公室都设在地下好几层，没有一扇窗户，因为原先的设计意图是，在发

    生全国性紧急事件时将其作为联邦执法部门的安全总部。我们有时戏称

    自己是在全国暴力犯罪分析地窖里工作。我们开玩笑说，由于置身于地

    下六十英尺之处，我们入地比起死人入土还要深十倍。

    英国小说家威尔基·科林斯在《白衣女人》(以一起真实案例为根

    据)和《月亮宝石》之类的作品中继续了对侧写手法的描写。然而，是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那位不朽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让所有世

    人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里靠煤气灯照明的幽暗世界中见识了刑事调查

    分析这一形式。看起来我们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就是与这位虚构

    人物相提并论。几年前，我在密苏里州侦破了一件谋杀案，当时《圣路

    易环球民主报》上的一则标题将我称为“联邦调查局的现代歇洛克·福尔摩斯”，我把这看做是一种真正的荣誉。

    值得一提的趣事是，就在福尔摩斯侦破那些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

    案件同时，现实生活中的碎尸者杰克正在伦敦东区不断杀害妓女。这两

    个人处于法律的对立两面，处于现实和想象的界线的对立两侧，他们如

    此深深吸引了大众的注意，以至由柯南道尔的崇拜者创作的几部“现

    代”福尔摩斯小说都让侦探们去侦破那些悬而未决的怀特查佩尔谋杀

    案。[2]

    在1988年，我应邀在一个全国广播电视节目里对碎尸谋杀案进行剖

    析。稍后我会在书中谈到我对这一历史上最著名的凶手所做出的结论。

    直到坡的《停尸间的谋杀案》问世一百年之后，也是歇洛克·福尔

    摩斯出现五十年之后，行为侧写才脱离文学作品，进入真实生活。到了

    50年代中期，“疯狂投放炸弹者”在纽约市频频作案，据称此人应对十五

    年中的三十多次爆炸负责。他的袭击目标是标志性建筑物，例如中央火

    车站、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和无线电城音乐厅。当年我还是一个生活在布

    鲁克林区的孩子。对这个案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智穷计尽的情况下，警方在1957年请来了格林威治村的精神病专

    家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他研究了爆炸现场的照片，仔细分析了投放

    炸弹者写给报纸的那些嘲弄性信件。从观察到的总体行为模式出发，他

    得出了若干详尽的结论。其中包括：凶手患有偏执狂，仇恨他的父亲，深恋他的母亲，家住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城市。在他书面侧写报告的结尾

    处，布鲁塞尔指示警方：

    寻找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中年人。出生在外国。信奉罗马天主

    教。单身汉。与一个兄弟或姐妹同住。你们找到他时，有可能他身穿一

    件双排纽扣的西装。纽扣是扣上的。

    从一些信件涉及的内容来看，投弹者似乎大有可能是一个目前或以

    前受雇于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的心怀不满的雇员。警方利用这一侧写将嫌疑人对号入座后，找出了乔治·梅特斯基，爆炸案发生以前，他从40

    年代起一直在为爱迪生公司工作。一天傍晚，警方前往康涅狄格州沃特

    伯里逮捕了这位身材魁梧、出生在外国、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中年单身

    汉。与侧写惟一有出入的是：他不是与一个兄弟或姐妹住在一起，而是

    与两个未出嫁的妹妹住在一起。警察要他穿上衣服去一趟警察局。他几

    分钟后走出了卧室，穿的是一件双排纽扣的西装，纽扣是扣上的。

    布鲁塞尔博士在说明他是如何得出这一无比精确的结论时解释道，精神病医生通常是先检查某个人，然后再试图就此人可能会对某些特殊

    情况所做出的反应进行合理的推测。布鲁塞尔博士说，在构思侧写时，他颠倒了这一程序，试图根据他的行为线索来推测这个人的特征。

    以我们四十年后的认识水平回过头来审视疯狂爆炸案，它确实显得

    很容易侦破。可在当时，该案的侦破体现了刑事调查方法的重大突破，堪称行为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布鲁塞尔博士后来协助

    波士顿警察局侦破了波士顿勒杀案，他是该领域的一位真正的先驱人

    物。

    虽然这种学科所采用的方法通常被认为是 演绎法，但侦探小说里

    的杜平、福尔摩斯以及现实生活里的布鲁塞尔和我们这些后来人所从事

    的工作其实更多地运用了 归纳法——即观察某件罪行的特别要素，从

    中得出重要结论。我1977年来匡蒂科工作时，行为科学科的讲课人员，诸如霍华德·特顿，正在着手运用布鲁塞尔博士的思路去侦破那些由警

    方专业人士移交给他们的案子。不过在当时，这门学科被看成是奇谈，压根没有扎实的研究做其后盾。当我进入故事角色的时候，情况就是这

    个样子。

    我已谈过进入凶手的位置和揣摩其心理的重要性。通过研究和实际

    办案，我们发现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是同样重要的，而且也许是同

    样充满痛苦和恐怖的。我们只有确切了解某一特定受害者面对降临在她

    或者他头上的恐怖事件都做出了什么反应，才能够真实理解凶手的行为

    和反应。要了解凶手，你就必须查验犯罪行为。

    80年代初期，佐治亚州一个乡间小镇的警察局向我提交了一件使人

    困扰的案子。一个在当地一所初等中学担任乐队指挥的14岁漂亮女孩在

    离家大约一百码处的学校班车停靠点遭人绑架。几天后，人们在大约十

    英里外的树木茂密的恋人小径一带找到了她那衣衫不整的尸体。她受到

    了性侵犯，死因系头部受到钝器重击。她的身旁放着一块血迹斑斑的大

    石头。

    在能够提出分析意见以前，我必须尽可能充分地了解这个小女孩。

    我发现她虽然长得漂亮可爱，14岁的她看上去就是14岁的孩子，而不像

    有些十几岁的女孩子那样，看上去如同21岁一样老练。凡是认识她的人

    都向我保证，她不是一个举止轻浮或者喜欢调情的人，从不吸毒或酗

    酒，对待任何接近她的人都显得热情友好。验尸分析显示，她被强暴时

    还是处女身。

    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极为重要的信息，因为它们引导我去了解在绑架

    发生之际和之后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凶手在两个人相处的特定

    情景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我据此认定，谋杀并非是预谋的结果，而是他在这个小女孩并没有张开双臂迎接他的情况下惊慌失措而做出的

    反应(在袭击者扭曲虚妄的幻想中，小女孩的态度不该是这样的)。这

    一点反过来又引导我进一步理解了凶手的个性，而我的侧写则引导警方

    将注意力集中于一年前发生在临近的一个大城镇的强奸案的一名嫌疑

    人。理解受害者使我得以设计出一套策略，供警方在审讯这名难缠的嫌

    疑人时使用。正如我所推测的，此人早已通过了测谎器测验。稍后，我

    将详细讨论这一令人着迷而又令人心碎的案子。不过就现在而言，只要

    这么说就足矣：此人最后承认犯下了这次谋杀案和先前的那次强奸案。

    他被定罪判刑。截至写作本书时，他仍在佐治亚州的死囚区服刑。

    我们对就读于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的特工或专业执法人员讲授罪犯

    个性侧写和犯罪现场分析的基本要素时，会力图让他们去思考犯罪的全

    部过程。我的同事罗伊·黑兹尔伍德在1993年从局里退休前，讲授了几年的侧写基础课程，他习惯于把这一分析划分成三个明确的问题和短句

    ——什么、为什么、是谁。

    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包括有关犯罪在行为方面可能会有重要意义的

    任何情况。

    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案？例如：为什么会发生死后分尸？为什么

    没有拿走任何贵重物品？为什么没有强制性侵入？犯罪过程中出现的任

    何有意义的行为要素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它又引导出：

    是谁会出于这些原因犯下这一罪行？

    这便是我们要解答的问题。

    [1] 文学创作中所特许的打破一般规格的自由。——译者

    [2] 系指杰克所作的系列碎尸案，怀特查佩尔是伦敦东部一区名。——译者二

    我母亲的娘家姓福尔摩斯

    我母亲的娘家姓“福尔摩斯”，而父母亲当年险些就要选用它，而不

    是用平淡无奇的“爱德华”做我的中间名。

    当我回首往事时，没有发现除此以外我的早年生涯中有什么迹象显

    示我将来要成为一名心理侦探或罪犯侧写师。

    我出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离皇后区不远。我父亲杰克是《布鲁

    克林鹰报》的一名印刷工。我年满8岁时，他出于对犯罪率不断上升的

    担忧，把家迁到长岛的亨普斯特德，后来担任过长岛印刷工会的主席。

    我有一个大我4岁的姐姐阿伦，从很早的时候起，无论在学业方面，还

    是在运动方面她都是家庭的明星。

    我在学业上毫不出众，得分通常是B-或C+。因我待人客气随和，虽然成绩平平，却总是受到拉德卢姆小学老师们的喜爱。我最感兴趣的

    是动物，在不同阶段养过狗、猫、兔子、仓鼠和蛇。因为我说过想当个

    兽医，所以母亲对这一切都很宽容。由于这种努力显示出我有希望当上

    兽医，她一直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在学校里显露的惟一天赋就是讲故事，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种天

    赋在我日后调查案件时发挥了作用。警探和犯罪现场分析家必须把一堆

    迥异的、貌似不相关的线索转变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因此讲故事的

    才能是一种重要的天资，对于凶杀案的调查尤其如此——因为受害者本

    人已无法讲述他或她的不幸故事。

    无论如何，我常常施展自己的天资以逃避真正的功课。我还记得上

    九年级时有一回出于偷懒没有阅读一本小说，而老师要求每个人当着全

    班的面做口头读书报告。于是轮到我上台时(我至今仍然不敢相信竟然有这种胆量)，我编造了书名和作者，接着开始讲述关于一群野营者围

    坐在篝火旁过夜的故事。

    我一边讲一边编造故事内容，同时心里在嘀咕：这样讲下去我还能

    坚持多久？当我讲到一头熊偷偷摸摸逼近野营者，眼看就要猛扑上去的

    节骨眼上时，一下没词儿了。我的精神开始崩溃，别无选择，只好向老

    师承认这一切都是捏造的。我一定是出于良心不安才这样认了错，由此

    可以证明我完全没有罪犯个性。我站在讲台上，像个原形毕露的骗子一

    样。我知道这次要不及格了，要在全班同学面前丢丑了，我也已预料到

    母亲得知此事会怎样说我。

    可是让我吃惊和不解的是，老师和其他孩子完全被故事内容吸引住

    了!当我承认故事是编造的时候，他们却说：“把故事讲完呀!快告诉

    我们后来发生的事情。”于是我讲完了故事，最后得了一个A。我一直没

    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孩子，因为不想让她们误以为犯罪是值得的。不过从

    中我了解到，只要能向人们推销你的主意并引起其兴趣，你就常常能得

    到他们的合作。这一认识使我获益颇多，因为我身为执法官员，往往不

    得不向自己的上司或者当地的警方宣传我们的工作，鼓吹它的重大价

    值。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正是这同一天资在某种程度上会被骗子和罪犯

    利用，以逃避惩罚。

    顺便提一下，我虚构的野营者最终确实安然无恙地得以逃脱，这一

    结局与我原定的结局相去甚远，因为我真正喜爱的是动物。为了给当一

    名兽医做准备，我用了三个暑假的时间参加了康奈尔大学兽医系开设的

    康奈尔农庄培训班，地点在纽约州北部的牧场。对城里孩子来说，这可

    是走近和接触大自然的绝好机会。为了得到这一优惠待遇，我每周要打

    工七十至八十小时，每小时酬金是十五美元，而此时我的校友们都已返

    回家中，正在琼斯海滩上尽情享受着日光浴。

    这种体力劳动确实使我有强健的体魄参加体育运动，而这是我的另

    一个特长。上亨普斯特德高中时，我担任过棒球队的投手和橄榄球队的

    防守队员。如今回想起来，也许就在这一时期，我对个性侧写的兴趣头一次真正显露出来。

    一踏进投球区，我很快就会想到，投球既猛又准只是赢得了一半比

    赛。我能投出一手漂亮的快球和相当有水准的滑行曲线球，但是不少高

    中的投手也会这一手，或者说水平与我不相上下。赢球的关键就在于，要能在心理上压倒对方的击球手，而我意识到这主要是靠树立必胜的信

    心，同时尽可能让站在本垒板处的那个家伙内心忐忑不安。多年后，当

    我着手发展我的审讯技巧时，这种体会出色地以相似的方式派上了用

    场。

    念高中时，我已身高6英尺2英寸，我常常会利用这一优势。就实力

    而言，我们的球队在强手如林的联盟中表现平平，因此我很清楚，要想

    在赛场上脱颖而出并确保必胜的精神状态，就要看投手的场上表现出色

    不出色。作为高中生，我拥有上佳的自控力，但我决定不让对方的击球

    手了解这一点。我想装出冒失莽撞、表现相当不稳定的样子，这样一

    来，那些击球手就不会在本垒板处用脚刨出小坑，以便击球时好用上

    力。我想让他们以为，如果他们那样去做，就会有被六十英尺开外的这

    个疯狂投手的快球击出本垒的危险，甚至还会更加糟糕。

    亨普斯特德高中的橄榄球队确实水平不错，体重188磅的我在队中

    担任防守线上球员。同样，我认识到比赛时我们可以在心理上略占上

    风。我估计，如果我发出不满的咕哝声或者抱怨声，外加满场疯狂的表

    现，还是能够对付那些个子更大的球员的。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让其他

    线上的球员效仿我的做法。后来，我经常会担任一些利用精神失常作为

    辩护理由的谋杀案的审讯工作。从自身经历中我早已晓得，行为躁狂这

    个单一事实未必意味着一个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1962年，我们与旺托高中进行了一场争夺索普杯的比赛，该奖杯是

    奖励长岛地区最佳高中橄榄球队的。对方球员人均体重超出我们大约四

    十磅，因此我们清楚，很有可能我们会在满场观众面前被打得落花流

    水。于是在赛前，我们设计了一套热身练习，目的只有一个：要在心理

    上占优势，要震慑住对手。我们排成两行，每行的第一人上前堵截——实际上是击倒——另一行的第一人。这一场面适时配合上各种咕哝声、抱怨声和痛苦的尖叫声。从旺托球员的表情中我们可以看出，预期效果

    已经达到。他们八成是在思忖：“如果这些家伙真的愚蠢到自相残杀的

    程度，天才晓得他们会拿我们怎么样。”

    事实上，这整个插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我们操练过摔跤式攻击，因此看上去好像是重重摔倒在地，其实是不伤皮毛的。进入实际比赛

    时，我们始终保持着这种疯狂表现，仿佛当天下午我们才被从精神病院

    放出来，比赛一结束又要直接被遣送回去。球赛的比分一路咬得很紧，当混乱场面最终平息下来时，我们以14比13赢得了比赛，捧回了1962年

    度的索普杯。

    我平生第一次接触“执法”，事实上是我第一次对侧写的“亲身”经

    历，发生在18岁那年，当时我在亨普斯特德一家名叫“煤气灯东部”的酒

    吧俱乐部找到一份看门人的工作。我的工作表现如此出色，以致后来在

    长岛冲浪俱乐部得到了同样的工作。在这两个地方，我的主要职责有

    二：禁止未满法定饮酒年龄者入内，换句话说，禁止任何比我年轻的人

    入内；阻止聚众饮酒之处难免会发生的斗殴行为或者驱散闹事者。

    我站在大门口，要求任何年龄可疑者出示身份证，然后盘问此人的

    出生年月以验证此人是不是身份证的主人。这是最标准的程序，人人都

    料到会如此，因而早已有所准备。大凡颇费周折才弄到一张假身份证的

    孩子，很少会粗心到不去记住证件上的出生年月。我一面盘问，一面直

    视他们的眼睛，这一招对有的人还挺管用，尤其是对女孩子，因其在这

    个年龄，一般而言还是较有社会良知的。不过那些存心要混进来的人仍

    然能够闯过大多数检查，只是他们事先要集中精力进行练习。

    每一组年轻人走到前排接受盘查时，我实际要做的就是仔细审视站

    在后面大约三四排的那些人；当他们准备接受盘问时，注意其反应，观

    察其身势语，查看其是否表现得紧张不安或迟疑不决。

    驱散闹事者则更具挑战性，为此我依靠的是以往体育比赛的经验。

    如果他们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你这人轻易惹不得，再加上你稍稍表现出行动疯狂，那么有时甚至连那些膀大腰圆之辈都会考虑是否要与你纠缠。

    如果他们认为你这人很不对劲，连自身安危都不挂在心上，那么你便是

    更加危险的对手。大约二十年过后，比方说，当我们为研究重大系列杀

    人案而对囚犯访谈时，就发现典型行刺犯的个性在某些重要方面要比典

    型系列杀人犯的个性更具危险性。这是因为行刺犯不同于系列杀人犯，行刺犯只会挑选他认为能够对付的一个受害者，然后不遗余力地逃避缉

    捕；系列杀人犯则一味迷恋于执行他的“使命”，一般来说不惜以死去实

    现它。

    要人们对你另眼相看——例如，认为你蛮不讲理、行动疯狂、深不

    可测，另有一层需考虑的因素，即你必须在上班的全部时间里保持这一

    人格面貌，而不仅仅是在你认为人们注意你的时候才如此。我曾前往位

    于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的联邦监狱访问加里·特拉普内尔，一位臭名昭著

    的持枪抢劫犯和劫机犯。他声称可以愚弄任何一位监狱精神病医生，令

    其轻信他患有他愿意具体指明的任何一种精神疾病。他告诉我，成功的

    秘诀在于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装出病成那个样子，哪怕独处囚室时也不例

    外，这样一来，当医生进行走访时，你便不必“费神思考”如何才能蒙混

    过关，那种“思考”会让你露出马脚。由此看来，在受益于此类“专家”的

    建议之前很久，我似乎就已具备像罪犯那样去思考的某些本能。

    如果无法在酒吧里震慑住斗殴之徒，我便会尝试采用业余侧写手法

    去退而求其次，在事情闹大以前加以制止。我发现，凭借我的一点经

    验，加上认真观察人的行为和身势语，我就能将这些情况与最终爆发为

    斗殴的那种行动联系在一起，因而便能预料某人是否准备肇事。出现这

    种情形时，或者心存疑虑时，我总是首先出击，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在那个潜在的肇事者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前，就想法把他请出酒

    吧，哄到大街上。我总是在对人讲，大多数性杀人犯和系列强奸犯已变

    得擅长于支配、操纵和控制，而我在另一种环境下努力要掌握的就是完

    全相同的技能。起码可以说，我已有所长进。

    高中毕业时，我依然想当兽医，可是考试成绩达不到康奈尔大学的录取线。以我的考分，只有去蒙大拿州立大学读一门相关学科。于是，1963年9月，我这个在布鲁克林和长岛长大的小伙子便启程前往幅员辽

    阔的国度的中部。

    一抵达博兹曼，我便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

    我在早期的一封家书中写道：“请接受来自蒙大拿的问候，在这里

    男子汉就是男子汉，胆小鬼就得提心吊胆。”正如蒙大拿似乎拥有我心

    目中西部边疆的全部陈规陋习和陈腐思想那样，我给当地人的印象也是

    个标准的东部人。我参加了一家联谊会的当地分会，其成员几乎清一色

    是当地小伙子，因此我显得很不自然。我喜欢戴黑色帽子，穿黑色服

    装，蓄着长长的连鬓胡子，活像《西城故事》中的人物，而当时像我这

    样的纽约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

    于是我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每每出席社交聚会，本地人都会穿西部

    服装，跳两步舞，而我前几年一直满腔热情地收看电视上查比·切克的

    舞蹈教学节目，对扭腰舞的一招一式都很熟悉。由于我姐姐阿伦比我大

    4岁，她很早就把我当成她的练习舞伴，因此我很快成为整个大学社区

    的舞蹈教练。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位传教士进入了一片从未听说过英语的

    穷乡僻壤。

    我的学业情况一直不太理想，而现在因为把精力都集中在其他事情

    上，成绩更是一路滑坡。我早就在纽约的一家酒吧当过看门人，但是在

    蒙大拿这地方，法定饮酒年龄是21岁，这实在令我失望。不幸的是，我

    并没有让它对我有所妨碍。

    我第一次与法律产生冲突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我和大学生联谊会的一个哥们儿带上在未婚母亲之家碰上的两

    个时髦女孩外出。她们看起来比同龄人要成熟。我们在一家酒吧前停

    下，我进门去买一盒六罐装的啤酒。

    酒吧服务员说：“请出示身份证。”我递给他一张精心伪造的义务兵

    役证件。从过去当看门人的经历中，我很清楚伪造身份证的隐患。

    那家伙看了看证件说：“嗯，来自布鲁克林？你们东部人都是大混蛋吧？”我有点不自然地笑了笑，只见酒吧里的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我

    知道这下可有证人了。我回到停车场，后来我们喝着酒上了路。我哪里

    会知道其中一位女孩将喝空的啤酒罐丢进了汽车行李厢。

    突然，我听到警车的警报声。一个警察把我们拦下了。“下车。”

    我们只好下了车。他开始搜身检查，尽管我当时也知道这是不合法

    的，可绝不会去跟他顶嘴。他弯下腰时，手枪和警棒露了出来，于是我

    的头脑里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我可以夺下警棒，猛击他的头部，再拿

    走手枪逃之夭夭。所幸我并没这样铤而走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

    过，我晓得他马上要搜查我，便赶紧从皮夹子里取出身份证，塞入了内

    裤。

    他把我们四人带回警察局，进行了隔离，这下子我可紧张得浑身冒

    汗，因为我担心另一个家伙会招供，牵连到我。

    有位警官对我说：“好吧，孩子，把情况都告诉我们。如果酒吧服

    务员没有要你出示身份证，我们会回去找他算账。我们以前就找过他麻

    烦。”

    我回答说：“我来自东部，我们那里人是不兴告发人的。我们不会

    干这种事。”我俨然一副乔治·拉夫特的口气，不过事实上我自忖道：他

    当然要过我的身份证，而我出示的是一份伪造证件!在此过程中，那证

    件已从内裤中掉了下去，正紧紧压迫着我的要害部位。我不知道他们会

    不会要我们接受脱光衣服之类的检查。我的意思是，这地方对我来说可

    是边陲之地，天才晓得他们会干什么。于是我迅速估量了一下形势，假

    装身体不适。我告诉他们我感到恶心，要上一趟厕所。

    他们允许我单独上厕所，不过我倒是看过不少电影，因此走进厕所

    后，对着壁镜看了看，惟恐他们正从另一头监视我。我走到厕所的另一

    头，把手伸进内裤，取出了身份证，随后又走到洗手池边佯装呕吐，以

    防被人监视。我走进厕所的隔间，把义务兵役证丢进抽水马桶用水冲

    走，然后信心倍增地走了回去。结果我被罚款四十美元，并获缓刑。

    我第二次跟博兹曼警察打交道发生在大学二年级那年，这次情况更加糟糕。

    当时，我同另外两个东部的家伙和一个来自蒙大拿的家伙一道去观

    看骑术表演。终场后，我们驾驶一辆1962年型史蒂倍克车离去，车上放

    有啤酒，于是我们再度碰上了麻烦。那天雪花漫天飞舞。开车的是波士

    顿的小伙子，我坐在前排乘客座上，当地的那个家伙坐在我们中间。不

    知怎么的，开车的人冲过了十字路口的停车标志。而你猜怎么着？有名

    警察正巧就站在那里。这似乎成了我的蒙大拿生涯的标志。人们总是

    说，当你需要找警察时，到处都见不到他们的影子。尽管这样，1965年

    的博兹曼可不是这么回事。

    我那位大学生联谊会的白痴老兄居然就不停车，我简直不敢相信!

    他驾车驶过后，那个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每当我们转弯暂时避开警察的视线时，就往车外扔啤酒罐。我们一

    路驱车向前，来到了一处住宅区，猛地冲过防止车速过快而建造的路面

    突起物：嘣!嘣!嘣!一道路障挡在前面；那名警察肯定用无线电通话

    器通知了前方的警察。我们绕过了路障，径直穿过某家的草坪。我一直

    在大声疾呼：“快停下这该死的车!我要下车!”然而那个白痴就是不肯

    停车。车在飞速行驶，雪仍在铺天盖地地下着。我们听到身后警报声大

    作起来。

    我们冲到一个十字路口。他猛地紧急刹车，来了个360度大转弯，车门冲开，我被甩出车外。我紧紧抓住车门，屁股在雪地上拖移。突然

    不知谁大叫了一声：“快跑!”

    我们撒腿就跑，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结果我跑进了一条巷子，发

    现有辆空的轻型货车，便一头钻了进去。我在逃跑中扔掉了黑帽子，身

    上套的是一件正反皆可穿的反面是金色的黑夹克，于是我反穿夹克，金

    色的一面朝外做掩饰。然而我浑身汗流不止，弄得车窗上满是雾气。我

    心想：哦，真见鬼，这样他们是能发现我的。而且我担心车主随时会回

    来，在这一带地方他们可能会携带枪支。我揩去一小片车窗上的雾气朝

    外望去，只见我们丢弃的汽车周围一片热闹景象：有警车，有警犬，反正什么都有。这时他们开着警车朝巷子驶来，手电筒的光照在轻型货车

    上，我紧张得差点要尿裤子。可是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没能发现躲在

    车内的我，驱车直接驶了过去!

    我偷偷摸摸回到了学校，所有人都已听说了这件事。我发现我和两

    个东部家伙得以逃脱，警察抓住了蒙大拿的小伙子，他已把实情和盘托

    出。他供出了我们的名字，于是警察将我们一一带走。他们前来抓我

    时，我承认有罪以求从轻发落，我说开车的不是我，当时很害怕，曾经

    恳求开车的家伙停车。开车的波士顿人被投入牢房，室内只有弹簧床而

    没配床垫，有面包和白开水，还有规定要穿的全套囚服。然而不可思议

    的是，我依然吉星高照，再度被罚款四十美元并获缓刑。

    不过警察通报了校方，又通知了我的父母，他们闻讯大为光火。而

    我的学业也是一团糟。我各科的平均成绩是D，其中演讲课因从未到堂

    上课而不及格，这可是我多年来拿到的最低分，因为我一直认为演讲才

    是我的最强项。我并未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困境。第二学年结束时，很

    显然，我在西部荒野的冒险生涯已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我对这一时期的全部记忆似乎都与倒霉事件和自毁前程有

    关，当时的情形对我来说好像正是这样。我离开大学回到了家，生活在

    不无失望的父母的眼皮底下。母亲得知我再也当不了兽医时尤为伤心。

    像以往一样，当我自己拿不定主意该做什么时，便重新仗着自己有体育

    特长，于1965年夏季干上了救生员的工作。夏季结束时，我用不着返回

    大学了，便找了份工作，负责管理帕乔格假日酒店的健身俱乐部。

    在那里开始工作后不久，我认识了桑迪，她是酒店鸡尾酒会的女招

    待。她年轻漂亮，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很快就为她神魂颠倒了。她

    穿上那套酒会招待员的小号制服时真是迷人至极。由于经常运动和健

    身，我的身体显得十分健壮，她似乎也挺喜欢我。我当时住在家里，她

    老是打电话给我。父亲对我说：“到底是什么人一天到晚给你打电话？

    而且总能听到背景中传来小孩的哭闹声。”

    住在家里可没有干好事的可趁之机，不过桑迪告诉我，在酒店工作的人能够非常便宜地租到一间未被预订的客房。于是有一天我们双双进

    了一间客房。

    次日凌晨，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接了电话，我只听见她说：

    “不!不!我不想跟他通话!”

    我半梦半醒地问道：“是谁呀？”

    她说：“是总台打来的。她们说我丈夫来了，正在上楼。”

    这下子我完全清醒了，说：“你丈夫？这是什么意思，你丈夫？你

    可从没告诉我你还是有夫之妇!”

    她指出她也从没告诉我她离婚了，接着又解释说，他们已分居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思忖道。这时我听见那个疯子沿着过道冲了过

    来。

    他开始一个劲地捶门。“桑迪!我知道你在里面，桑迪!”

    客房有扇玻璃百叶窗开向过道，他正在用力扯拽着窗户，想把它们

    从窗框上扯下来。与此同时，我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跳下去的地方——我

    们住在酒店二楼——可是没有窗户能够让我跳下去。

    我问她：“这家伙会不会携带枪支什么的？”

    “他有时带把匕首。”她说。

    “噢，该死!这下子可好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打开门。”

    我摆出一副拳击的架势。她拉开了门。那位先生冲了进来，直冲我

    而来。不过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我的身影轮廓。我肯定显得又高又壮，因此他改变了主意，收住了脚步。

    但是他仍然在大叫大嚷：“你这狗娘养的!给我滚出去!”

    我心想，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我已经展示了一天，况且现在时间还

    早，便很客气地说：“好的，先生。事实上我正准备要走。”我又一次逢

    凶化吉，皮毛无损地摆脱了另一个尴尬局面。然而我无法回避这一事

    实，即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弄得乱七八糟。顺便提一下，我驾驶父亲的绅

    宝车与朋友比尔·特纳驾驶的红色MGA车进行一场比赛时，还撞坏了父

    亲车子的前轴。一个星期六早晨，母亲拿着一封兵役局的公函走进了我的房间，信

    中称他们想约见我一次。我来到曼哈顿的怀特霍尔街，与其他三百人一

    起接受了一次兵役体检。他们要我做深屈膝动作，当我弯腰时，你能听

    见膝关节噼啪作响。同乔·纳马思一样，我因打橄榄球受伤，被取下了

    膝盖的软骨，只不过他的律师在这件事上肯定更有本事。他们推迟了录

    不录用我的决定，但最终还是通知我说，山姆大叔确实需要我。我不愿

    进陆军去碰运气，而是立即报名参加了空军，虽说那意味着四年服役

    期，但我估计空军会提供较好的教育机会。或许这正是我所需要得到

    的。我非常肯定自己在纽约或在蒙大拿已把教育机会差不多都糟蹋掉

    了。

    我选择空军还有另一层原因。当年是1966年，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

    级。我这人并不热衷于政治，一般来说，我认为自己是肯尼迪的民主党

    的支持者，那是因为我父亲是长岛印刷工会的官员。可是要我为一个我

    仅有模糊概念的事业去卖命，我不大甘心。我记得当时有位航空机械师

    曾告诉我，只有在空军里是当官的——即飞行员——上前线参战，而让

    当兵的留在后方提供支援。既然我无意当一名飞行员，这种情形听起来

    倒挺对我的胃口。

    我被派往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接受基础训练。我们这一训练班共有

    50人，大约半数是像我这样的纽约人，半数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南方

    小伙子。教官们总是与北方人过不去，然而大多数时候我认为那是合情

    合理的。我喜欢和南方人待在一起，我发现他们比较可爱，远不像我那

    些纽约伙伴招人讨厌。

    对许多年轻人而言，基础训练压力重重。我在团体比赛运动方面曾

    接受过教练的严格管教，我承认近几年来一直惹祸不断，因此将训练教

    官的申斥责骂视同玩笑一般。我能够识别出教官在动什么脑筋和玩什么

    心理把戏，而我的体格向来就很棒，故而基础训练对我来说是不难对付

    的。我很快成为一名M16自动步枪的射击能手，也许这是因为我在高中

    时做过投手，练就了善于瞄准的本领的缘故吧。我参军以前惟一的枪支射击经历就是十几岁时用气枪瞄准路灯射击。

    在基础训练期间，我又一次获得了惹是生非的名声。我练习举重后

    会气喘吁吁，再加上剃了个短平头，大家便叫我“俄国熊”。另一班中也

    有一人得到了类似的诨名，于是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观点：要是

    让我们俩进行一场拳击赛，对鼓舞基地的士气将会大有好处。

    这场拳击赛堪称基地的一大盛事。我们俩势均力敌，谁都不肯示弱

    让步。结果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我的鼻梁则第三次被打断(前两次是在

    高中打橄榄球时发生的)。

    无论这是好是坏，我最后夺得了全班五十人中的总分第三名。通过

    基础训练后，我接受了一系列测试，并被告知完全有资格上无线电截收

    学校。可是该校已经招生额满，而我又不大愿意干等到下一期开班，于

    是他们让我干上了文职打字员，尽管我压根就不会打字。大约一百英里

    以外的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郊外坎农空军基地的人事部门尚有一名空

    额。

    就这样我最后分到了那里，整天用两个手指吃力地打出DD214文

    件，即退伍军人文件。我一面在替那个白痴军士做事，一面心想，我一

    定得离开这地方。

    在这里我又一次吉星高照。人事部门隔壁就是特勤部门。听我这么

    说，大多数人会以为那是指绿色贝雷帽之类的特种部队。但这是特别勤

    务部门，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运动特别勤务部门。具备了我这样的背

    景，去那儿工作倒是实现必要时报效国家的最佳途径。

    我开始了四下窥探，站在门口偷听，于是听到里面有个人说：“这

    个项目快要完蛋了。我们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我自忖道：这下机会可来了!我走过来走过去，最后敲了敲门，说：“你们好!我叫约翰·道格拉斯，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我一边介绍，一边注意着他们的反应，同时“侧写出”他们所需要的

    那种人选。我知道成功有望了，因为他们不断相互望着，好像是在

    说：“这可是奇迹!他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就这样他们将我从人事部门调了过来，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用不着穿制服了。他们让我这个士兵

    负责所有运动项目，并付给额外的薪金，而且我还有资格参加自学考试

    课程的学习。该项教育计划由政府出资支付75%的学费，学员利用晚上

    和周末时间上课。我确实是这样做的。上课地点在二十英里以外、位于

    波塔利斯的东新墨西哥大学。为了要扭转大学期间平均成绩为D的不利

    局面，我必须全部课程都拿到A才可继续进行自学考试课程。不过我平

    生第一回觉得人生有了奋斗目标。

    我代表空军基地参加过诸如网球、足球、羽毛球一类角逐激烈的体

    育比赛。因为表现突出，他们便决定让我来管理基地的高尔夫球场和高

    尔夫球专卖商店，尽管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打过高尔夫球。身穿那套阿诺

    德·帕尔默牌运动服管理着各项高尔夫赛事时，我看起来倒很像那么回

    事。

    一天，基地司令官走了进来，想知道那场比赛应该使用什么压缩系

    数的球。我不清楚他都说了些什么，结果就像几乎十年前那次做读书报

    告的情形一样，我又被发现是个冒牌货。

    “你到底是怎么混进这里进行管理的？”他查问了实情。事后我便从

    高尔夫球场调离，换到了女士宝石部。这听起来够令人兴奋的，后来我

    才发现这个部门是做石细工的。我同时被指派负责管理女士用陶瓷品和

    军官俱乐部游泳池。我不禁纳闷：那些当官的冒着生命危险在越南上空

    飞行，而我却在这里替他们轻浮的太太搬椅子、递毛巾，教他们的孩子

    学习游泳，为此他们还付我额外的薪水，让我攻读大学学位，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

    我的另一项职责仿佛使我回到了看门人的岁月。游泳池紧挨着军官

    俱乐部，里面经常挤满了来战术空军司令部接受训练的年轻飞行员。我

    不止一次上前拉开酒后发疯、打成一团的飞行员，有时是把他们从我身

    上拉开。

    到空军服役快满两年时，我正在攻读大学本科学位，了解到当地有

    家专门帮助残疾儿童的机构。他们在开展娱乐活动方面需要帮手，于是我当了一名志愿服务者。每星期一次，我在几位非军方人员陪同下带领

    大约十五名儿童或者溜旱冰，或者打迷你高尔夫球或保龄球，或者进行

    某种能让孩子们练就出各自独立的技能技巧的运动。

    大多数孩子都面临着严重残疾的挑战，像双目失明、先天愚痴或严

    重的肌肉运动失控症。这份工作是十分吃力的，比方说吧，你要一手拉

    着一个儿童沿着场地一圈又一圈地溜冰，同时要尽力保证他们免受伤

    害。尽管如此，我绝对喜欢这份工作。事实上，我一生中还很少有如此

    快乐的体验。

    当我每星期在学校门前停住车子时，孩子们就会跑出来迎接我，把

    车子团团围住，我一下车就同他们拥抱在一起。每回活动结束之际，他

    们都是依依不舍地望着我离去，我也同样为不得不离去而感到难受。我

    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领受到深厚的友爱和伙伴情谊，而这般感受在

    我生命的这一阶段实在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因此我开始晚上去那里为

    孩子们讲故事。

    我在基地里接触的那些健康的、所谓正常的孩子习惯于成为人们关

    注的中心，从父母那里得到渴望的一切。相比之下，我的那些“特殊”孩

    子则反差鲜明，他们非常感激别人对他们做出的一切，而且尽管身患残

    疾，却总是待人友善和渴望冒险。

    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跟孩子们相处时的大部分举动都被别人看在了

    眼里。我对此竟从未有所察觉，这一点足以说明我的观察力如何!总

    之，我的“表现”受到了东新墨西哥大学心理系的评估，后来他们主动为

    我提供了一份攻读特殊教育专业的四学年奖学金。

    虽然一直向往的是攻读工业心理学，我倒也非常喜欢孩子们，心想

    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事实上，我可以留在空军，并以此为职业成

    为一名军官。我向由文职人员主管的基地人事部门递交了提供奖学金的

    有关文件。他们经过一番斟酌，认定空军并不需要拥有特殊教育学位的

    人员。我觉得这种决定很奇怪，因为基地有那么多的家属小孩。但那就

    是他们的决定。我放弃了以特殊教育作为职业的想法，但仍旧继续着我如此热爱的志愿服务者工作。

    1969年圣诞节，我打算回家探亲。我必须驱车几百英里返回阿马里

    洛去搭乘飞往纽约的班机，可是我的大众牌甲壳虫车经不住这种长途跋

    涉。于是我在基地最要好的朋友罗伯特·拉丰把他的卡曼基亚车换给我

    作长途旅行。我不愿错过特勤部门的圣诞晚会，而跟他换车是我赶到阿

    马里洛准时搭乘班机的惟一办法。

    我在拉瓜迪亚机场走下飞机时，父母已来接我了。他们面色凝重，好像患了战斗疲劳症，我不清楚个中原委。毕竟我的人生已有改观，总

    算能让他们没有理由对我感到失望了。

    原来他们接到通知，说是有位身份不详的大众车驾驶人员在基地附

    近出车祸身亡，有关失事车辆的描述与我的车子正相吻合。在看见我走

    下飞机以前，他们一直不知道我是死是活。

    原来罗伯特·拉丰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在圣诞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当时在场的人告诉我，有几名军官和军士把他架出去送进我

    的车子里，将车钥匙插入点火装置。当他清醒过来后，便试图驶离基

    地。当时天下着雪，地面已上冻；他一头撞上了一辆客货两用车，车上

    坐有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谢天谢地，他们都安然无恙，可坐在我那

    辆不堪一击的车子里的罗伯特·拉丰却猛地撞上方向盘，冲出了挡风玻

    璃，不幸丧生。

    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们交往甚密。我总在想，要是他没有借给

    我他那辆好车，悲剧兴许就不会发生。返回基地后，我必须去认领他的

    遗物，把他的所有私人物品打包装箱，寄给了他的家人。我好几次回到

    出事地点去看我那辆破烂车，经常梦见罗伯特和那场车祸。那天我还同

    他一道去为他远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父母亲购买圣诞礼物，而就在

    礼物寄到家的当天，基地的军官也赶到他家，告诉了他父母这一噩耗。

    我不只是悲伤难过，而且义愤填膺。我就像日后成为调查人员时那

    样，不断向人打听，最后把我认为应对此事负责的目标缩小到两个人。

    我找到了他们的办公室，一把揪住他们，把他们顶在墙上，然后挨着个狠狠揍了一通。其他人不得不上来将我们拉开。我非常愤怒，才不在乎

    是不是会因此上军事法庭呢。在我眼里，就是他们杀害了我最要好的朋

    友。

    上军事法庭将是很棘手的事情，因为法庭将不得不先审理我对这两

    人的正式指控。再说，当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正处于收尾阶段，军

    方会让服役期还剩几个月的士兵提早退役。因此为了大事化小，人事部

    门便让我提前几个月退伍了。

    在空军服役期间，我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并开始攻读工业心理学

    的硕士学位。如今我的生活来源是美国《士兵权利法案》所保障的生活

    费，住的是克洛维斯的一套无窗地下室公寓，每周租金七美元，终日要

    与体长三英寸的水蝽军团作战，每当我走进房间打开电灯时，它们就会

    排出进攻队形。由于不再能使用基地的良好设施，我参加了一个设施陈

    旧的廉价健身俱乐部，其氛围和内部装修与我那套地下室公寓相差无

    几。

    1970年秋天，我在俱乐部结识了一个名叫弗兰克·海恩斯的家伙，后来才晓得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在克洛维斯单独主管一个办事

    处。我们在健身俱乐部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从已退休的基

    地司令官那里听说我的情况的，于是开始设法激起我对加盟联邦调查局

    的兴趣。坦率地说，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去从事执法工作。我打算一拿到

    工业心理学学位就以此谋职。供职于一家大公司，处理诸如人事安排、雇员援助和压力管理一类的事务看上去会提供给我一个稳定而可测的未

    来。到眼下为止，我与联邦调查局只打过一次直接交道。那是在蒙大拿

    的时候，有一回我托运回家的皮箱被盗了，当地一名特工约见了我，认

    为我有可能精心策划了这起失窃事件，以骗取保险金。不过那件事最后

    不了了之。如果说联邦调查局办理的就是这类案子，那么在我看来，这

    种差使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弗兰克却执意认为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特工，不断地鼓励我加盟。

    他屡次邀请我上他家进餐，把我介绍给他的太太和儿子，还向我显示他的枪支和工资单存根，这两样东西我都望尘莫及。我得承认，与我那寒

    酸的生活相比，弗兰克简直过着国王般的生活。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弗兰克一直住在新墨西哥州，多年之后，我们又会相遇，那时我为

    一桩杀人案的审判出庭作证，而这案子就是他经办的。凶手以残忍的手

    段杀害了一位妇女，又将尸体焚烧，以逃避侦破。不过话说回来，对这

    种办案工作我在1970年的秋天是根本料想不到的。

    弗兰克将我的申请表送交阿尔伯克基的外勤工作站。他们对我进行

    了专为非律师人士设计的标准法律考试。尽管我体格健壮，肌肉发达，按照联邦调查局的标准，以我6英尺2英寸的身高，220磅的体重已经超

    标25磅。调查局里惟一一位体重超标的人便是那位传奇般的局长埃德加

    ·胡佛本人。我在两个星期里除了诺克斯牌减肥凝胶品和煮得很老的鸡

    蛋，别的什么都不吃，好歹把体重降了下来。同时我还连续剃了三次头

    才被认为可以拍摄身份证用照。

    最后到了11月份，我接到了试用期任命书，起薪为10869美元。我

    总算搬出了那套令人沮丧的无窗地下室公寓。倘若我当时就知道，我在

    调查局的大半职业生涯将在另一间无窗地下室里度过，而追踪的是更加

    令人沮丧的案子，真不知我那时会作何感想。三

    拿雨点打赌

    申请者众，入选者寡。

    这便是局里不断灌输给我们这些新招募来的人员的信息。差不多每

    一个有兴趣以执法为职业的人士都渴望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而

    只有出类拔萃之辈才能指望获此机缘。调查局所拥有的悠久而荣耀的传

    统可以一直追溯到1924年，当年一位名叫约翰·埃德加·胡佛的名不见经

    传的政府律师接管了一家腐垮的，经费不足、管理不善的机构。在我进

    调查局那年，他已有75岁高龄，而就是这同一位胡佛先生依旧领导着这

    家备受尊重的政府机构，一如既往地以其方下巴和铁手腕实施着统治。

    所以我们最好别让调查局失望。

    发自局长的一封电报指示我于1970年12月14日上午9点前往华盛顿

    市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老邮局大楼625室报到，并接受为期十四周的训

    练，以便把我从一个老百姓转变成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临报到前，我到长岛探亲，父亲格外为我骄傲，特意在家门前悬挂了一面美国国

    旗。由于前几年一直在空军服役，我没有一件像样的正式点的衣服，父

    亲便一次为我买下了三套“正规场合”穿的深色西服，一套蓝色，一套黑

    色，一套棕色，还买了几件衬衣和两双翼波状盖饰皮鞋，一双黑色，一

    双棕色。他亲自开车送我去华盛顿，确保我第一天能准时上班。

    没过多久我就熟悉了局里那套规矩和训导。主持就职仪式的特工要

    我们拿出金色徽章，一面注视着徽章一面宣誓就职。我们凝视着手持正

    义天平那被蒙上双眼的女神，庄严宣誓：拥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打击国

    内外一切敌人。“拿近一点!再近一点!”那名特工命令道。最后，我们斗鸡眼似的盯着金色的徽章。

    我所在的新特工训练班是清一色的白人。1970年那会儿，联邦调查

    局很少有黑人特工，更没有女性特工。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是在胡佛的漫

    长任职完结之后实现的。然而即便是进了坟墓，他那强大而可怕的影响

    力依旧挥之不去。当年大多数男性特工的年龄介于29岁到35岁之间，而

    25岁的我便算是最年轻的一位了。

    我们一直被告诫要警惕前苏联特务，他们无所不在，对我们构成危

    害，窃取我们的秘密。局里警告我们要特别提防女性!这种洗脑十分有

    效，以致我拒绝了一位绝色佳人的约会，她与我同在一幢大楼里工作，竟然约我外出吃饭。我担心这是为考验我而设的圈套。

    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的联邦调查局学院尚未竣工

    和投入使用，因此我们在那里进行射击和体能训练，而在华盛顿的老邮

    局大楼里进行课堂教学。

    每位受训人员最初所学的一项内容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不举枪则

    已，一举枪就要击毙对手。这项政策的理论根据既是严酷无情的，也是

    合乎逻辑的：如果你掏出手枪，便已决定要击毙对手。如果你认定形势

    非常危急，非得用枪射击不可，你便已肯定形势已危急到非致人于死地

    不可。在此紧急关头，你很少有回旋余地去谋划如何射击，很少有时间

    去从容不迫地思考再三，而且仅仅试图阻止或制服对手是风险很大的。

    你是不能拿自己或者潜在受害者的生命冒不必要的风险的。

    我们接受的同等严格的课程包括：刑法、指纹分析、暴力和白领犯

    罪、拘捕技术、枪支使用、徒手格斗以及调查局在国家执法领域中起作

    用的历史。不过我记忆最清楚的一门课程是在训练开始后不久学习的。

    我们称之为“脏字训练”。

    “教室门关好了吗？”授课老师问道。随后，他分发给我们每人一份

    词汇表。“我要求你们掌握这些单词。”据我的回忆，词汇表包括了盎格

    鲁撒克逊语汇中的下列精华： 狗屎、操他妈的、舔阴、口交、女阴、龟头等等。我们要做的就是牢牢记住这些词汇，以便日后在办案中——例如在审讯嫌疑人过程中——碰上这些用词时，知道如何去应付。我们

    要保证将所有带这类脏字的办案报告交给办公室的“下流语速记员”(我

    可不是在戏言!)，而不能交给普通的秘书。下流语速记员传统上都是

    由年龄较大、较为老练的妇女出任，她们能较成功地掩饰看见下流词语

    时的惊愕。可别忘啦，那年头调查局是男人的天下，况且1970年国民的

    敏感程度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在胡佛统治下的联邦调查局里是这

    样。我们甚至还进行过脏字拼写比赛，所有考卷被收回并且——据我推

    测——在评分之后，被投入金属垃圾桶统统烧毁。

    尽管这种训练显得荒谬，但我们对打击犯罪都是满怀理想的，都认

    为自己会有一番不俗的作为。在新特工训练进行到一半时，我被召进了

    负责训练的局长助理乔·卡斯珀的办公室，他是胡佛最信赖的助手之

    一。局里的人都叫他“和善的魔鬼”，不过起这一诨名的用意绝非出自亲

    热，而是带有讽刺。卡斯珀表扬我在大部分课程中表现出色，但是“局

    内沟通”课程未达到平均水平。局内沟通系指在机构不同部门之间彼此

    进行交流所使用的方式和术语。

    “长官，我要争取达到一流水平。”我答道。如此求胜心切的人会被

    说成是爱出风头，这种心情可以帮助你出人头地，也会使你丢人现眼。

    如果出风头获得成功，他就会飞黄腾达。如果他搞砸了，那种彻底失败

    的后遗症将是非常持久和人人皆知的。

    卡斯珀也许待人苛刻，但绝非蠢材。他见识过许多爱出风头的

    人。“你要达到一流水平吗？拿去吧!”他随手扔给我一本术语全册，要

    求我在圣诞节假期归来时熟记全部术语。

    查克·伦斯福德是我们班的两位学院辅导员之一，他得知了我的情

    况后，就跑过来问我：“你在他那里都说了些什么？”我如实相告。查克

    就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睛。我俩都晓得这下子可够我忙的了。

    我回到父母住处欢度圣诞节。当家里人都在尽情欢乐时，我还得一

    头扎进那本沟通术语手册里。这哪里像是在过节!

    1月初我回到了华盛顿，依然吃力地忍受着那次出风头的后果。我必须参加笔试以检验我的用功程度。当班里另一位辅导员查理·普赖斯

    告诉我考了99分时，我无法表达当时得到的宽慰。“实际上你得了100

    分，”查理对我泄漏了实情，“但是胡佛先生说，没有人是十全十美

    的。”

    为期十四周的训练进行到大概一半时，局里就征求过我们每个人对

    首次分配外勤工作的意愿。联邦调查局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分布在遍及全

    美的59个外勤工作站。我意识到做这种选择是需要一定招数的，它就像

    一局大型的国际象棋比赛，对弈双方是新征人员与调查局总部。我一如

    既往地尽量从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我来自纽约，并不特别想返回那

    里。我估计洛杉矶、旧金山、迈阿密，没准还有西雅图和圣迭戈会是最

    抢手的城市。因此我选择了一个二类城市，这样就有可能实现第一志

    愿。

    我选择了亚特兰大，被分配到底特律。

    我们在毕业之际都得到了永久证书、一支0.38口径6连发的史密斯

    韦森10型左轮手枪、六发子弹，以及尽快赶去赴任的指示。总部一向很

    害怕新征人员在华盛顿市内，在胡佛先生的鼻子底下捅出乱子，那样对

    谁都不会有好处。

    我另外还得到一本题为《底特律生存指南》的小册子。这个城市是

    美国种族矛盾最激化的地区之一，1967年的骚乱事件影响犹存，它因一

    年发生八百多起谋杀案而堪称全美犯罪首都。事实上，我们在工作站里

    进行过一次令人汗毛直竖的集体打赌，赌的是截至年底究竟会发生多少

    起杀人案。同大多数新特工一样，我刚上岗时也是满怀理想和精力充沛

    的，但是不久就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面。我在空军服役四

    年，其间最接近战争场面的一次就是因打橄榄球和拳击致使鼻子受伤而

    住进基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时，我的病床紧挨着几位越战负伤士兵的病

    床。来到底特律以前，我从未有过被视为敌人的经历。联邦调查局在许

    多领域招人憎恨。他们把影响渗透到大学校园，建立起市区告密者网

    络。我们开着灰黑色汽车，到处招摇过市。在许多居民区，人们向我们扔掷石块。他们豢养的德国牧羊犬和短毛猎犬也很不喜欢我们。我们得

    到过警告：在缺乏完全充足的人力火力支援下，不得进入市区某些地

    段。

    当地警方对我们也很不满。他们指责调查局在办案中“抢头功”，尚

    未侦破案件就率先发布新闻，然后又将警方侦破的犯罪案件加在调查局

    独自破案率的统计数字之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71年我作为新手

    的那一年中，调查局雇用了大约一千名新特工，而主管我们上街执勤这

    门实践课的主要不是调查局，而是当地警方，他们将我们置于其羽翼的

    保护之下。我们这一代特工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全美各地警官的尽职精神和慷慨大度。

    抢劫银行在当时甚为猖獗。每星期五是付薪日，各家银行都要准备

    大量现金，而我们平均每周要办理二至三起持枪抢劫银行案，有时则高

    达五起。在底特律的银行普遍使用防弹玻璃以前，现金出纳员死伤的案

    子多得惊人。我们办过一个案子，案发经过都已摄入了银行监视器，一

    名银行经理遭到枪击，毙命于办公桌前，当时正在办理贷款申请手续的

    一对夫妇就坐在他的对面，他们惊慌失措而又无助地旁观着悲剧发生。

    令抢劫者大为不满的是，该经理打不开定时保险柜。遭此横祸的不只是

    那些能够经手上万元现金的银行官员。在某些地区，连那些在麦当劳打

    工的人也同样面临生命危险。

    我被派往犯罪反应组工作，它事实上指的是对已发生案件做出反

    应，例如抢劫银行案或勒索案。我的工作是配合该小组的“非法潜逃以

    避起诉”分队的工作。后来证明，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因为该分队总

    是有机会参加许多行动。除了在工作站范围就每年杀人案发生率进行打

    赌外，我们还在小组内部搞过一场竞赛，比在一天之内谁能逮捕更多的

    凶手。这种竞赛简直无异于汽车销售商进行的看看谁在特定时间里销售

    汽车最多的比赛。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最忙的一类工作是对付属于所谓的“42分类”的

    逃兵。越战把美国一分为二，许多家伙一旦当了逃兵，死也不肯回去参战。我们办理的登记在“42分类”名下的袭击执法官员案件数量要超出其

    他任何一类在逃犯的袭击案件。

    我头一次参加分队行动是去追捕一名陆军逃兵。我找到他工作的一

    家路边加油站。我亮出了自己身份，原以为他会乖乖就范，谁知他突然

    拔出一把锉得锃亮的、把手缠着黑胶带的简易匕首，对着我就刺开来。

    我后退了几步，险些被他刺中。我向他猛扑上去，将他顶在加油站的玻

    璃墙上，用劲把他按倒在地，再用一只膝盖压在他背上，手枪顶着他的

    脑壳。此时那位经理对着我大叫大嚷，抗议我抓走了他的优秀员工。

    我到底在做些什么？难道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职业吗？不停地冒着生命危

    险去追捕那些地位卑微的小人物是不是值得呢？这时，工业心理学显得

    如此美好。

    追捕逃兵除了常常带来感情上的困惑，还会造成军方与调查局之间

    的怨恨。有时我们会拿着逮捕证一路追踪，发现了那个家伙的踪迹，在

    大街上当场将其抓获。他会愤怒地抗议我们将他带走，用指关节敲击自

    己的假腿，然后告诉我们，他在越南战场因腿部负伤荣获了一枚紫心勋

    章和一枚银星勋章。再三出现的局面是，无论是自愿选择回去的逃兵还

    是被军方抓获的逃兵，全部受到定期遣返越南的惩罚。他们中的很多人

    后来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可军方从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情况。就我们所

    知，他们仍然被视为擅离职守的逃兵，我们为此极为恼火。

    更糟糕的是，我们有时会找到逃兵的登记住址，碰上的却是泪流满

    面且有理由无比愤怒的妻子或父母亲，他们会告诉我们，要缉拿的人已

    经英勇阵亡。我们居然在追捕那些阵亡的士兵，而军方却从来不让我们

    了解实情。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当你深入现场后，便开始意识到有那么多大大

    小小的事情从未在学校里或训练中传授过。比方说，在不同的情况下

    (例如上公厕进入隔间时)如何放置枪支？是仍让枪套在腰带上呢，还

    是把枪挂在隔间的门上？有阵子我把它放在腿上，但那样一来我会觉得

    很紧张。这便是人人都会碰上的事情，却又不是那种你可自由自在地与资深同事讨论的事情。在我工作一个月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来底特律工作后，我购买了一辆大众牌甲壳虫车，而不无讽刺意味

    的是，正是这同一型号的汽车成了系列杀手的首选用车。特德·邦迪就

    拥有一辆，正是通过查找这种型号的车等方式才最终确认他是凶手。不

    管怎么说，有一回我把车子停放在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前面，打算到男士

    用品店买一套西服。我知道到时还要试穿衣服，便考虑最好把手枪放在

    某个安全的地方。于是我把枪放进仪表板上的储物箱，走进了商店。

    要知道，甲壳虫车有几处有趣的特征。由于它属于后置引擎车，备

    用轮胎就放置在车前的行李厢内。由于它当时几乎是普及型用车，且不

    说很容易被破门而入，备用轮胎被盗也是极为普遍的。毕竟几乎人人都

    会需要它嘛。最后但不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是，行李厢是通过储物箱里

    的一个开关打开的。

    我相信你能够猜到下文如何。我走出商店来到车子前，发现车窗已

    被打碎。我试着假想了这个手法高明的窃贼的作案经过：偷轮胎的人打

    破车窗进入车子，把手伸进储物箱，想打开行李厢开关偷走备用胎，结

    果却发现里面有件更好的战利品。我这样推测是因为我的手枪不见了，可备用胎仍在那里。

    “哦，真该死!”我自言自语，“我上岗还不到三十天，就已经为敌

    人供应武器了!”我知道丢失枪支或者丢失证件意味着你立即会收到一

    份处分书。我找到了分队长鲍勃·菲茨帕特里克。菲茨帕特里克是个魁

    梧的家伙，生就一副为人之父的身材。他打扮整齐，在局里多少是一位

    活着的传奇人物。他晓得我厄运临头，心里很不好受。丢失枪支是必须

    上报局长办公室的，这下子事情可糟透了，因为这将是我人事档案中第

    一笔外勤工作记录。他说我们必须编造一套真正有创意的借口，要围绕

    我当时是一心想维持公众秩序来大做文章，要说明我不愿冒险惊吓住商

    店里的任何人，因为要是他们突然看见枪支，会以为遭到了抢劫。菲茨

    帕特里克叫我放心，既然离我晋升还有好几年时间，只要今后不再出纰

    漏，这一纸处分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于是我努力那样做了，尽管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那支丢失的枪一直使

    我感到苦恼。大约二十五年后，我从局里退休时交还了匡蒂科军械库的

    那支史密斯韦森10型左轮手枪，它实际上是原先那支枪的替代品。谢天

    谢地，那支丢失的手枪从未被用来作案，它实际上就从此消失了。

    我与另外两名单身特工，鲍勃·麦戈尼格尔和杰克·孔斯特，同住在

    密歇根州泰勒城的一处配备家具的寓所，地处底特律的南郊。我们是很

    要好的朋友。鲍勃后来在我的婚礼上担任男傧相。他也是一位怪杰。他

    老是穿深色丝绒西装和淡紫色衬衣，即便在巡区执勤时也是如此。他似

    乎是整个联邦调查局里惟一不怕胡佛的人。后来鲍勃干上了卧底工作，根本用不着穿西装了。

    他起先在局里干的是职员，走了“内部途径”才成为一名特工。调查

    局里有些最优秀的人才是从职员干起的，包括几位经我挑选加入调查支

    援科的人。不过在某些圈子里，有职员背景的人会引起别人的怨恨，好

    像他们当上特工是受到了特别偏爱。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鲍勃最擅长“装腔作调”。这是我们开发出的一

    种抓获凶犯的前摄技巧，出其不意的手法在至关重要的场合下显得尤其

    管用。

    鲍勃是一位口音艺术家。如果嫌疑人属于一个犯罪团伙，他就换上

    意大利人口音。对付黑豹党成员时，他能装扮成街头花花公子而不露破

    绽。他还能模仿伊斯兰教徒的口音，爱尔兰人的方言，犹太移民的口

    音，以及白人特权阶层的语调。他不仅能把这些口音语调模仿得惟妙惟

    肖，还能因人而异地变换单词和用语。鲍勃十分精通此道，有一回他打

    电话给乔·德尔·坎波——你会在下一章读到的另一位特工——使其相信

    他是一个黑人好斗分子，想投靠联邦调查局做眼线。在那些日子里，我

    们承受的压力很大，需要更多的市内的情报来源。鲍勃与乔约定了会面

    时间，乔还以为这下子他要大显身手了呢。约会时没有人赴约，到了第

    二天，当乔走进办公室，听见鲍勃用那个装腔作调的口音跟他打招呼时，他真是气坏了。

    追捕坏人是一方面，但不久我发现自己对凶手作案的思维过程更感

    兴趣。每当我拘捕疑犯时，都要向他提问，比如他为什么选中的是这家

    银行而不是另一家银行，或者是什么因素促使他选择对这一特定受害者

    下手。我们都知道抢劫犯喜欢在星期五下午抢劫银行，因为那时银行里

    现金最多。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想了解他们在进行策划和实施抢劫的过

    程中都做出了哪些决定。

    我肯定看起来不怎么吓唬人。诚如在学校里念书时那样，大家都乐

    于向我敞开心扉。我对这些家伙提问越多，就越发现成功的作案者都是

    优秀的侧写师。他们每个人都是在精心思考和周密研究后才侧写出首选

    的银行作案者。有的人喜欢那些靠近主要干道或州际公路的银行，这样

    便于逃离现场。当警方组织起搜捕时，他们早已远在数英里之外了。有

    的人喜欢孤立的银行分理处，例如设在拖车上的临时银行。许多人事先

    会到银行踩点，记录下内部布局，查明有多少职员以及营业厅在各时段

    里预计会有多少顾客。有时他们会到处探访银行分理处，直到找到一家

    没有男性职员的银行，那将是他们抢劫的目标。那些没有临街窗户的银

    行是最佳选择，因为外面没有人能目击抢劫的过程，而里边的人又无法

    目击到劫匪逃离时开了什么样的车。手法最高明的抢劫犯已经得出了结

    论，认为递上写明抢劫意图的便条要胜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挥舞枪支大叫

    大嚷，而且他们总会记住在逃离之前取回那张便条，免得留下罪证。最

    理想的用来逃离的车是一辆偷来的车，最周到的方案就是预先将车子停

    在那里，这样就不会因停车而被人注意。你走进银行并抢劫得手后，就

    可驱车逃逸。劫匪若在抢劫某家银行时特别顺手，过后就会观察上一段

    时间。倘若情况依然如故，他会在几个月以后再度下手。

    在所有的公共设施中，银行大概是在对付抢劫方面准备最周密的

    了。然而，在案发后进行调查时，我不断会惊讶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

    银行忽略了给监视摄像机装上录像带，有那么多银行无意中使报警器消了声，事后却忘记将其重新设定，或者常常误触了报警器，导致真正事

    发时警方反应迟缓，还以为这又是一次意外事故。这就好比是冲着经验

    老到的劫匪挂出“抢劫我”的告示牌。

    可是当你开始侧写这些案件时——我尚未使用这一术语描述这个过

    程——就能看出作案的模式。一旦识别了模式，你就能着手采取前摄措

    施抓获歹徒。例如，如果你发现近期抢劫银行案数量激增，似乎手法都

    很相近，如果你访谈了相当多的罪犯，了解到每次促使他们作案的是什

    么因素，显而易见，你就能够大大改善符合作案标准的所有银行办公室

    的薄弱环节，仅留下一处不动。当然这一处将始终置于警方和联邦调查

    局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共同监控之下，内部还要布置便衣人员。实际上，你在迫使劫匪去选择你所挑选的银行，当他下手时，你就能守株待兔，抓个正着。我们采用这种前摄战术后，抢劫银行的破案率便一路上升。

    我们当时的所有行动无不受到埃德加·胡佛那隐约显现的存在的影

    响，自1924年以来我们的前辈就处于这种影响下了。在今天这种走马灯

    似的任命以及接受民意测验审判的年代里，很难再存在胡佛那种程度的

    权力和控制力——那是他不仅对调查局，而且对政府官员、媒体乃至整

    个公众都曾经施加过的。如果你想撰写反映调查局的书籍或剧本(例如

    50年代唐·怀特黑德的那本畅销书《联邦调查局故事》，或是詹姆斯·斯

    图尔特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卖座的电影)，或者你想创作反映调查局的

    电视系列剧(例如60年代小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主演的电视连续剧

    《联邦调查局》)，都必须事先得到胡佛先生的亲自批准和祝福。同

    样，如果你是政府高级官员，就会终日不得安宁，惟恐调查局局长抓住

    你的小辫子，特别是当他以友好的口气打电话通知你，联邦调查局已

    经“揭露”了一起令人不快的谣言，他会尽其所能保证谣言不再扩散，不

    对你造成伤害时。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调查局的分支工作站和管理层内部更强烈地感受

    到胡佛先生的私人神秘感。人人都接受这一事实，即正是有了他，联邦

    调查局才能如此享有威望和令人景仰。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调查局建成如今这番规模，而且不知疲倦地争取加大拨款预算和提高薪金。他既

    受人敬爱，又令人恐惧。你若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可不要表露出来。

    局里的纪律是很严明的，对分支机构的检查是不留情面的。如果检查人

    员没能查出足够的需要改进的地方，胡佛就会怀疑他们未能完全尽职，而这意味着他们每次下去检查时都需开出若干份处分书，不管实际上这

    样做是否正当合理。这情形就像是开出的交通违章罚单有定额一样。这

    种局面变得十分成问题，以致主管特工只好专挑那些近期内不会晋升的

    人做替罪羔羊。因为这样一来，处分书方才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仕途。

    有一回出了这样一件事(在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厦爆炸案发

    生后，这件事不再显得幽默)：一次检查结束后，有人打来恐吓电话，扬言要对联邦调查局办公地点放置炸弹。经追查发现，电话是从调查局

    外勤工作站所在的市中心联邦大厦外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进来的。总部

    当局来人搬走了整座电话亭，打算将钱币箱里硬币上的指纹与工作站所

    有350名工作人员的指纹进行对比。幸好理智占据了上风，这种对比检

    查未曾发生。不过这个例子显示出胡佛先生制定的政策能够造成何等紧

    张的局面。

    局里的所有事务都有标准的运作程序。尽管我从未有机会与胡佛先

    生一对一地会过面，我确实(并且依然)在办公室里放着一张有他亲笔

    签名的相片。甚至年轻特工要想得到这样一张相片也有标准的程序。主

    管特工会告诉你，要去请他的秘书替你写一封拍马屁的信，详细描述你

    作为一名特工是多么自豪，你有多么景仰胡佛先生。如果信写得很得

    体，你就会收到一张写有良好祝愿的相片，这样就可以向所有人炫耀你

    与领导人的私交如何如何。

    另有某些程序，我们压根无法确定是谁制订的，也许是胡佛的个人

    指示，也许仅仅是下面的人对局长的旨意做的过分热心的解释。局里上

    上下下都应该加班加点工作，而且人人都应超出外勤站的平均加班时

    间。我相信你看得出我们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月复一月，加班的小时数

    像金字塔似的不断攀升。那些初进调查局时士气最高涨、人品最端正的特工也迫不得已学会了往日程表里掺水分。办公室里是不准吸烟或喝咖

    啡的。结果特工们就像一伙挨家挨户串门的推销员那样，根本不愿在办

    公室里逗留，哪怕是为了打电话。人人都养成了各自的一套工作习惯以

    应付这些规定。我则是大量时间待在公共图书馆的小单间里分析案情。

    胡佛圣人的教义的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是我们的主管特工，内尔·韦

    尔奇，绰号“葡萄”。韦尔奇块头不小，身高6英尺4英寸，戴着一副角质

    架厚眼镜。他待人严厉、处事刻板、冷若冰霜、毫不含糊。他在局里官

    运亨通，主管包括费城以及纽约在内的外勤总站。有种说法认为，当

    (或者应当说，如果)那个不可避免的日子最后来临时，他将接替胡佛

    的位置。韦尔奇在纽约组织了一个小组，针对有组织犯罪，率先卓有成

    效地执行了“联邦防诈骗及贪污法规”。可是来到底特律以后，他却照章

    办事。

    自然而然，韦尔奇与鲍勃·麦戈尼格尔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了。某

    个星期六(我们当时都待在家里)，鲍勃接到“葡萄”的电话，让他和分

    队长鲍勃·菲茨帕特里克马上去。麦戈尼格尔赶到后，韦尔奇告诉他，有人用电话往新泽西州打长途。用公用电话办私事是违反规定的。其

    实，打电话办私事的行为本可另做一番解释，可是在调查局内部，再小

    心也会出差错的。

    韦尔奇的脾气十分暴躁，但开始时他多半会采用巧妙的审问手法使

    人处于难堪境地。“好吧，麦戈尼格尔，你说说看那些电话是怎么回

    事？”

    鲍勃只好一五一十地把能够想起来的通话说了出来。因为担心韦尔

    奇抓住了他什么更大的把柄，他想或许承认这些小事可以让这位主管息

    怒。

    韦尔奇站了起来，雄伟的身躯倾向办公桌的上方，气势汹汹地指着

    鲍勃说：“麦戈尼格尔，让我告诉你吧，有两件事对你很不利。首先，你从前干过职员。我讨厌混账职员!其次，如果再让我看见你穿着那件

    淡紫色衬衣，特别是在外出巡逻期间，我就会把你的屁股踢到东杰斐逊大街上。我要是再看见你靠近一部电话机，就会把你摔到电梯间里。现

    在给我滚出办公室!”

    鲍勃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心想这下准要被炒鱿鱼了。杰克·孔斯特

    和我很是替他难过。可是菲茨帕特里克第二天却告诉我，麦戈尼格尔离

    开以后，他和韦尔奇坐在那里捧腹大笑。

    若干年后，当我主持调查支援科工作时，时常有人问我，既然我们

    掌握了那么丰富的有关罪犯行为和犯罪现场分析的知识，我们中间的人

    作案是不是会天衣无缝。我总是告诉他们不会的，尽管我们了解甚多，但我们在案发后的行为仍然会露出马脚。我想麦戈尼格尔和韦尔奇之间

    的这一幕就证明，一流的特工面对审讯得法的人也是摆脱不了压力的。

    顺便提一下，自从那个星期六下午离开主管特工办公室以后，鲍勃

    就穿上了城里最白净的衬衣，直到韦尔奇调往费城为止。

    胡佛让国会通过他的拨款要求的一个很有力的砝码是他能摆出叫得

    响的数字。不过要让局长能运用这些数字，外勤站的每个人就必须拿出

    像样的成果来。

    据说1972年初，韦尔奇曾向老板保证要破获一百五十起赌博案。这

    显然意味着此类案件的破案数目必须大幅度提高。于是我们设立了一个

    精心编制的圈套，安插眼线，窃听电话，做出军事行动般精确的安排。

    所有这一切在“超级杯星期日”达到了高潮，那天是每年一度规模最大的

    非法赌博日，上一年在一场比分接近的球赛中输给巴尔的摩公马队的达

    拉斯牛仔队这一天要在新奥尔良迎战迈阿密海豚队。

    抓捕赌博经纪人必须采取闪电般的、准确无误的行动，因为他们使

    用的是能瞬间烧毁的纸张或者遇水即溶的马铃薯纸。那天下阵雨，预示

    着行动将可能是一团糟。

    但我们已经精心设下圈套，在那个下雨的下午抓获了二百多名赌

    徒。我当时让人把一名赌徒铐上手铐，押到车后部，带往军械库进行登

    记，以备指控。他是个迷人的家伙，待人友善，长相英俊，颇有点像保

    罗·纽曼。他对我说：“等一切都过去以后，我们应当聚一次，玩玩短网拍墙球。”

    他很容易接近，于是我像盘问抢银行的作案者那样对他进行审

    问。“你为什么要赌博？”

    “我喜欢呀，”他回答，“约翰，你尽可以在今天把我们统统抓起

    来。这不会有丝毫作用的。”

    “但是对于你这类聪明人，合法赚钱应是不难的呀。”

    他摇摇头，就好像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这时雨越下越大。他朝一

    旁望去，把我的注意力转向了警车的窗户。“你看见那两滴雨点了

    吗？”他指着雨点说，“我敢打赌左边的雨点要比右边的雨点先落到窗玻

    璃的底边。我们并不需要什么超级杯。我们只需要两滴雨点就可以了。

    约翰，无论如何你是阻止不了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本性。”

    对我而言，这次短暂的接触犹如晴天霹雳，霎时间让我茅塞顿开。

    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幼稚，可是我一直在苦苦寻觅的答案，我对抢劫银行

    犯和其他罪犯所从事的所有研究的关键所在，忽然一清二楚地展现在了

    眼前。

    这是我们的本性。

    在罪犯的心灵和心理中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正是这

    些东西驱使他以某种方式去行事。后来，当我着手研究系列谋杀犯的心

    理和作案动机时，当我开始分析犯罪现场留下的行为线索时，便会去寻

    找促使该案件发生的和该罪犯与众不同的、 代表其本性的某一因素或

    某组因素。

    最后我会提出用识别标志一词来描述这一独特的、个人的强制作

    用，而它一直是静态的。我会使用它，以示区别于惯用手法这一传统概

    念，因为惯用手法是不固定的和可改变的。这就是我们在调查支援科的

    工作重点。

    结果我们在“超级杯星期日”那天抓获了数百名嫌疑人，因技术程序

    的缘故未经法庭听审便结案了。当时大家都急于行动，所持的搜捕证不

    是由州检察长亲自签发的而是由州检察长助理代签的。不过，主管特工韦尔奇倒是兑现了承诺，将逮捕的人数上报给了胡佛，至少在足够长的

    时间里它对国会产生了影响。我则从只不过是拿雨点打赌这样的小事中

    顿悟了一种深邃的见解，它在我的日后的执法生涯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四

    两个世界之间

    这是一起跨州拦路抢劫案，遭劫的一卡车苏格兰威士忌酒，价值十

    万美元。其时是1971年的春季，我分到底特律工作已有六个月了。一个

    仓库的工头向我们告发了他们即将销赃的地点。

    联邦调查局和底特律警方联手办理此案，但两个机构却是分别制定

    了方案，仅在高层人士之间进行了磋商。不管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反

    正没有传达到街头行动人员。结果实施逮捕的时间来到时，没有人清楚

    对方在做些什么。

    行动是在晚间进行的，地点是该市郊区，靠近铁路路轨。我开着一

    辆调查局公车，身旁坐着我的分队长鲍勃·菲茨帕特里克。告密者是菲

    茨帕特里克的眼线，而鲍勃·麦戈尼格尔是负责本案的特工。

    无线电里传出：“抓住他们!抓住他们!”我们紧急刹车，围上了那

    辆货运拖车。司机打开车门，冲了出来，撒腿就跑。我开了车门，跳下

    车，掏出手枪，跟另一辆车上跳下的特工一道紧追上去。

    当时夜色黑暗，我们都是一身便衣打扮，没穿西装，没打领带。突

    然，我看见有个穿制服的警察端着枪对准我，我这辈子永远也忘不了他

    翻白眼的模样。只听他大叫一声：“站住!我是警察!把枪放下!”我们

    相距不足8英尺，我意识到这家伙正准备对我开枪。我站着一动不动，面对着这一事实：只要一步走错，我就成了历史。

    正当我想放下枪举起双手时，听见鲍勃·菲茨帕特里克发狂般地叫

    喊：“他是调查局的!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那个警察垂下了枪口，而我出于本能，拔腿又去追赶那个司机，心

    里涌起一阵狂躁的激动，竭力想弥补上刚才错失的距离。另一名特工与我同时追上了他。我们把他掼倒在地，并铐上了手铐，动作显出不必要

    的粗暴，因为我当时感到十分紧张。我想到自己就要沦为枪下鬼而被吓

    呆的那几秒钟经历可是一生中最恐怖的。那以后有过许多回，每当我设

    身处地试图从强奸谋杀案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时，每当我迫使自己去想

    象在受到攻击的一刻她们一定在想些什么和经历些什么时，就会回想起

    自己经历过的恐惧，这种经历帮助我从受害者的角度去真实理解案情。

    我们不少年轻小伙子卖力逮捕不法之徒，然而许多不再卖力的老特

    工似乎持有这种态度，即打破现状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是否冒着危

    险，拿到手的工资都是一样的，推销员才要去积极主动。由于上级鼓励

    我们大部分时间待在办公室外，浏览商店橱窗、在公园里闲坐以及看

    《华尔街日报》便成了特工队伍中部分人喜好的消遣方式。

    由于生性爱出风头，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提交一份报告，建议上级采

    纳一套以考核业绩为基础的工资体系，奖励那些办案业绩最突出的特

    工。我把报告交给了我们的主管特工助理汤姆·纳利。

    汤姆把我召进办公室，关上了门，从桌上拿起那份报告，善意地对

    我笑了笑。“约翰，你有什么可着急的呢？你会晋升到GS11级的。”他边

    说边把报告撕成两半。

    “你会晋升到GS12级的。”说着他又把报告撕成两半。“你会晋升到

    GS13级的。”他又撕了一下，放声大笑起来。“不要去打破现状，道格拉

    斯。”这便是他最后的忠告，说罢他将那些碎纸片丢进了垃圾桶。

    十五年过后，埃德加·胡佛早已过世，至少已经丧失了某些影响

    力，联邦调查局果真实行了以考核业绩为基础的工资体系。不过他们最

    终实行这一体系时，很明显我并没有出什么力，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5月的一天晚上，实际上我记得是5月17日后的那个星期五晚上——

    至于说为什么提这个日子原因嘛，你过会儿就会清楚——我与鲍勃·麦

    戈尼格尔和杰克·孔斯特正泡在我们经常光顾的一家酒吧里。那酒吧位

    于工作站的街对面，名叫吉姆车库。当时摇滚乐队正在演奏，我们都喝

    了不少酒，忽然一位妩媚动人的年轻女郎带着女友走了进来。她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索菲娅·罗兰。她一身时髦的打扮：蓝色的短上衣和几乎

    裹住大腿的高跟长靴。

    我大声叫道：“嘿，蓝衣女郎!上这儿来!”出乎我的意料，她和女

    友真的过来了。她名叫帕姆·莫迪卡。我们随即谈笑风生，很谈得来。

    原来那天是她的21岁生日，她和女友是出来庆贺达到法定饮酒年龄的。

    她似乎挺喜欢我的幽默感，事后才得知，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长相挺

    帅气，但蓄着政府规定的短头发则显得有几分傻气。离开吉姆车库酒吧

    后，我们在当晚余下的时间里又换了几家酒吧畅饮。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我们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她居住在底特律

    市区，上过珀欣中学，那是一所几乎完全面向黑人的学校，篮球明星埃

    尔文·海斯曾就读于此。我们相识时，她正就读于伊普西兰蒂的东密歇

    根大学。

    我们的感情发展得很快，不过帕姆也在社交方面付出了代价。当时

    是1971年，越战依旧如火如荼，大学校园里弥漫着对联邦调查局的不信

    任情绪。她的许多朋友都不愿与我们交往，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当局派来

    的密探，会把他们的言行报告给上级部门。这些年轻人自恃重要，以为

    正受到当局的监视，这种念头整个显得荒唐可笑。不过话说回来，联邦

    调查局那时确实在干这些事。

    我还记得，有一回陪帕姆听社会学课时发生的事。我坐在教室后排

    听课，授课的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年轻助理教授，非常“入时”。我一直目

    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也不时回视着我，很显然我的到场确实使她感到

    心神不定。任何来自调查局的人都不是朋友，她学生的男朋友也不例

    外。回顾这件事，我认识到有时你仅仅作为普通人也会让人不安，而我

    和我的科员则利用了这一点。在阿拉斯加州办理一宗凶残的谋杀案时，我的黑人同事贾德·雷就曾让一名持有种族偏见的被告在证人席上表现

    得心烦意乱，因为雷就坐在被告的女友身旁，对她十分友好。

    帕姆上东密歇根大学的头几年里，一名系列杀手正在连续作案，不

    过我们那时尚未启用这一术语。他初次作案是在1967年7月间，一位名叫玛丽·弗莱泽的女生失踪了。一个月以后才找到了她那已被肢解的尸

    体。她是被人用刀子捅死的，双手双脚已被砍下。一年之后，位于邻近

    的安阿伯城的密歇根大学的学生琼·谢尔的尸体也被人发现。她惨遭强

    奸，身上差不多有五十处刀口。后来又在伊普西兰蒂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些被称为“密歇根谋杀案”的杀人案件愈演愈烈，两所大学的女生

    都因此生活在恐惧之中。被发现的每具尸体都带有惨遭折磨的痕迹。直

    到1969年密歇根大学一个名叫约翰·诺曼·柯林斯的学生被缉拿归案时

    ——抓获他的人正巧是他的叔叔，警察下士戴维·利克——已有六名女

    大学生和一名13岁女孩惨遭毒手。

    在我进调查局之前三个月，柯林斯已被定罪，判以终身监禁。不过

    我常常在想，倘若调查局当年就掌握了我们现在拥有的破案知识，这个

    魔鬼会不会在制造如此多的惨案之前就已被绳之以法。即使在他被捕以

    后，他的幽灵仍然在校园里徘徊，正如特德·邦迪的幽灵两三年后开始

    在其他大学校园里徘徊一样。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已成为帕姆近段人生

    的部分记忆，也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我在想，当我开始研究和追踪系

    列杀手时，约翰·诺曼·柯林斯和他手下那些美丽无辜的受害者十有八九

    是与我同在的，至少在潜意识层次上是如此。

    我比帕姆大5岁，但是由于她还在上大学，而我已经在执法界工

    作，我们之间常常仿佛有一道代沟。在公开场合，她经常少言寡语，在

    我和我的朋友身边显得百依百顺，可我担心我们有时利用了她这一点。

    有一次，鲍勃·麦戈尼格尔和我与帕姆在一家可以俯瞰市中心的饭

    店餐厅共进午餐。我们身穿黑色西服和翼波状盖饰皮鞋，帕姆穿的是生

    气勃勃的大学生便服。用餐结束后，我们乘电梯回一楼大厅，电梯好像

    是层层必停。每停一次，电梯里就显得更为拥挤。

    电梯降到一半时，鲍勃转向帕姆说：“我们今天这顿饭吃得真愉

    快。下回我们再来市中心，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帕姆望着地面，尽量不做出反应，这时我插了进来：“下次由我来

    带掼奶油，你来带樱桃。”电梯里其他乘客面面相觑，不自在地扭动着身体，帕姆终于忍不住了，大笑起来。他们都望着我们三人，好像我们

    是变态狂。

    帕姆定于秋季学期作为交换学生赴英国考文垂学习。8月下旬她飞

    往英国时，我已十拿九稳，她就是我要娶的姑娘。我从未想到要问一问

    帕姆对我是否也有同感。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她不在美国时，我们书信不断。她的家我跑得很勤，她家就住在密

    歇根州露天商品展览会附近的阿拉梅达街622号。帕姆还是个小孩时父

    亲就已去世。她母亲罗莎莉非常好客，于是我利用了这一点，每星期有

    好几回上她家吃晚饭，同时对她以及帕姆的弟弟妹妹进行侧写，以便设

    法摸透帕姆的习性。

    这一期间，我结识了另一位女性，帕姆后来称其为“高尔夫宝

    贝”(尽管她俩从未见过面)。同样，我们是在酒吧里相识的。回首这

    段往事，我当时光顾酒吧的时间肯定是过多了。她20岁刚出头，相当迷

    人，刚刚大学毕业。在我们刚认识时她就坚持要我上她家去吃饭。

    原来她家住在迪尔伯恩，即福特公司全球总部所在地。她父亲是一

    家大型汽车公司的总裁。他们家住的是一幢石砌的大房子，辟有私人游

    泳池，还有艺术品原作和时尚家具做摆设。她父亲年近半百，一副成功

    企业家的形象。她母亲温柔贤淑，和蔼可亲。我们同坐在餐桌旁，两边

    坐着我的新女友的兄弟姐妹。我开始侧写这个家庭，试图估算出他们的

    财产净值。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试图对我做出评价。

    一切进展得过于顺利。他们似乎对我是调查局特工这一点颇有好

    感，这倒是与我所熟悉的帕姆圈子里的人大不一样，这让我愉快。不过

    这些人当然有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我越来越紧张，而且我意识到，紧张

    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几乎要我马上就结婚。

    她父亲询问了我的家庭、我的经历和我服兵役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曾经管理过空军基地的运动场。然后他告诉我，他和一位同事在底特

    律郊区拥有一处高尔夫球场。他接着侃起了什么平坦球道呀，什么形状

    的击球区呀，而我则在不断提高对他财产的估价。“约翰，你打高尔夫球吗？”他问我。

    “我不打，伯父，”我应声答道，“不过我的确愿意学习。”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捧腹大笑起来。我当晚留宿她家，睡在一

    个小房间的长沙发上。半夜时分，那个姑娘走过来看我，不知怎么她竟

    能“梦游”下楼来看我。也许是将要住在这所高档住宅里的念头让我害

    怕，也许是进调查局以来担心被人算计的本能起了作用，总之，我被她

    的大胆进攻吓住了，不过这一点与她家里其他人的表现倒是相符的。在

    享受了她全家的殷勤款待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次日早晨，我告别了

    她家。我知道从此便与过上优越生活的机会失之交臂了。

    1971年圣诞节前几天，帕姆从英国重返故里。我已决定向她求婚，并且买了一枚订婚钻戒。在那个年头，调查局有不少关系户商店，你可

    以上那里买到几乎任何想要的东西。我去买钻戒的那家公司就非常感激

    我们侦破了一起珠宝偷窃案，因而出售给特工的商品都格外便宜。

    由于价格优惠，我买得起的最大钻戒重达1.25克拉。不过我拿定主

    意，要是她第一眼是在香槟酒杯杯底看见钻戒的，不仅会认为我这人绝

    顶聪明，而且钻戒看上去会像有3克拉一般大小。我领她去了离她家不

    远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我打算一等她起身上洗手间就把钻戒放进她的酒

    杯。

    但是她一直没去洗手间。于是第二天晚上，我又领她上了这家餐

    馆，结果完全一样。我那时已经执行过无数次监视任务，常常在车子里

    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想上厕所也只得硬憋住，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职业障碍，因此我实在是不得不佩服帕姆。然而，这也许应被视为传递

    着来自上帝的某种信息，即我尚未准备就绪，不宜急于结婚。

    第二天晚上是平安夜，我们一起上她母亲家过节，全家人聚到了一

    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一起喝她喜欢喝的意大利白葡萄汽酒。

    最后，她总算离开房间上厨房去了一会儿。她回来后坐在我的膝上，我

    们互相举杯敬酒，要不是我及时阻止，她早就把钻戒吞下肚了。3克拉

    的一幕就此泡汤了。在我点明之前，她居然压根儿没有看见。我不知其中是否隐含着什么信息。

    不过重要的是，我已经设定了我的“讯问现场”，以便达到预期效

    果。我们身边坐着她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他们都喜欢我，如此精心布置

    的现场使得帕姆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她表示愿意嫁给我。我们定于第二

    年6月结婚。

    大多数单身特工在第二年分配工作时，都是被派往纽约或芝加哥，理由是他们比已婚特工困难要少一些。我并没有特别偏爱的城市，结果

    被派到了密尔沃基，听上去那是一座蛮不错的城市，尽管我从未去过那

    里，对其地理位置毫无准确的概念。我将于1月份调往那里并安定下

    来，帕姆将在完婚后去那里与我团聚。

    我在朱诺大街朱诺村公寓区找到一个住处，离北杰克逊街的联邦大

    厦内的密尔沃基外勤站不是很远。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失策，因为不管出

    了什么事，他们总是会说：“去找道格拉斯吧。只要过三条街便是他住

    的地方。”

    我还没到密尔沃基以前，工作站的女职员就已得知了我的情况：具

    体而言，我是站里仅有的两个单身特工之一。刚到任的前几个星期里，她们都争着来记录我的口述，虽然我并没有多少情况可供口述。人人都

    想接近我。没过几个星期，当我已订婚的消息渐渐传开后，我立刻就像

    五天期的除臭剂放到第六天那样，变得无人问津了。

    我后来发现密尔沃基外勤站的气氛无异于底特律的翻版，而且只会

    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位主管特工名叫埃德·海斯，大

    家都管他叫“快人埃迪”。他的脸总是红通通的(他退休不久就死于高血

    压)，总是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走来走去，大声叫嚷着：“滚出办公

    室!滚出办公室!”

    我对他说：“你要我上哪里去呢？我初来乍到的，没有汽车，手头

    也没有案子。”

    他冲着我说：“我才不管你上哪里去呢。滚出办公室就行了。”我只好离开办公室。在那段时间里，我或者待在图书馆里或者沿着

    外勤站附近的威斯康星大街游荡，常常可以碰上好几位特工在浏览商店

    橱窗，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在这一期间，我通过与调查局有

    关系的一位汽车销售商购买了第二辆汽车，一辆福特托里诺车。

    我的下一任主管特工赫布·霍克西是从阿肯色州小石城外勤站调来

    的。招募新手始终是主管特工的一大任务。霍克西上任伊始就对此很重

    视。每一外勤站每个月都有招募特工和非文秘人员的定额。

    霍克西把我叫进了办公室，说是由我来负责招募工作。这种任务一

    般都是落在一个人身上，他必须在州内各地奔波。

    “为什么要让我负责？”我问他。

    “因为我们必须撤换前一个家伙，他没有被炒鱿鱼算是他走运。”此

    人老是到当地的高中与女学生面谈应聘文秘工作事宜。当时胡佛还健

    在，局里是不准任用女特工的。他会向她们提问，好像是事先准备了一

    组问题。问题之一是：“你是处女吗？”如果回答是不，他就会邀请对方

    外出约会。学生的家长开始投诉，主管特工只好把他调离岗位了。

    我开始在州内各地招募人员。没过多久，我招募的人员几乎是定额

    的四倍。我成为全国招募业绩最棒的人。于是问题来了：我的表现实在

    太好，他们不肯把我替换掉。我告诉霍克西，我实在不想再干招募工作

    了，我进调查局可不是来做人事工作的。他却威胁说要把我放到人权小

    组去，该小组是负责调查那些被指控虐待嫌疑人和犯人，或者歧视少数

    民族的警察局和警官的。这可是最不受人欢迎的工作。我心想，用这种

    方法来奖赏我的出色业绩可真够缺德的。

    我只好做了一笔交易。自负的我同意继续创造招募佳绩，但条件是

    霍克西要答应指定我作为他的第一接班人。另外，我可以使用一辆局里

    的公车，并被允许申请执法援助管理部门提供的进研究生院深造的奖学

    金。我心里明白，要是不愿意一辈子从事外勤工作，硕士学位是不可少

    的。

    我在外勤站已经多多少少受到了猜疑。任何谋求此类高等教育的人肯定是激进的自由派分子。但是在位于密尔沃基的威斯康星大学，即我

    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的课程，人们对我的

    看法则截然相反。大部分教授都怀疑，他们的班上已安插了联邦调查局

    特工，而我从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去谈论心理学课上的那些难缠而敏感

    的话题。(如：“约翰，请你对邻座的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告诉他约

    翰·道格拉斯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上课，大家围坐成一圈。那年头圈子都围得很大。我渐渐意

    识到没有人同我说话。我努力想加入他们的谈话，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对

    我说些什么。最后我只得说：“到底怎么啦，伙伴们？”原来我的一把金

    属柄梳子从上衣口袋里凸现起来，他们都以为那是天线，担心我正在实

    录全班的谈话并传送回“总部”。这些人妄自尊大的多疑症一直令我惊讶

    不已。

    1972年5月初，埃德加·胡佛在华盛顿的住宅于睡梦中安然仙逝。一

    大早，总部就将噩耗通过电传发往每一个外勤工作站。在密尔沃基，主

    管特工将我们召集起来，传达了这一消息。尽管胡佛年近八旬，且掌管

    调查局已经很久了，但没有人真正想到他会死去。如今君王已去，我们

    都急于知道接替他的新一代君王将来自何方。帕特里克·格雷被任命为

    代理局长，他是尼克松总统的忠实盟友，前任司法部副部长。他最初因

    允许雇用女特工等创新举措而深得人心。当他对政府的忠诚与调查局的

    需求产生冲突时，他的声望便开始走下坡路了。

    胡佛去世几星期后，我到格林湾去招募人员，接到帕姆的一个电

    话。她告诉我神父想在婚礼前约见我们一次。我相信神父自认为能够使

    我皈依天主教，好在教会领袖那里赢得好评。不过，帕姆是个虔诚的天

    主教徒，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尊重神父，服从神父的指示。我晓得如

    果我不乖乖就范，她准会跟我搅个没完。

    我们一起来到圣里塔教堂，但她先进去独自会见了神父。这使我想

    起还在蒙大拿上大学时被带到警察局的情形，他们将我们隔离，分别进

    行审讯。我敢肯定，他们正在商议跟我谈话的策略。最后他们召我进去时，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俩都准备了什么来对付我这个新教徒小

    伙子？”

    神父是个年轻和蔼的人，大约30岁出头。他问了我几个一般性的问

    题，例如：“什么是爱情？”我努力对他做着侧写，试图找到一个特定的

    最佳答案。这种面谈很像学业能力倾向测验：你无法肯定是否做好了充

    分准备。

    我们谈到了节育、教育孩子一类的问题。我开始问他，身为神父，他对立誓不婚、没有自己的家庭有何感想。神父看上去是一个好人，但

    是帕姆一直跟我说圣里塔是个自律甚严、重视传统的教会。他跟我待在

    一起很不自在，也许只是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对此没有把握。我想

    他是要活跃一下气氛才问我：“你们俩是在哪里相识的？”

    每当生活中出现压力时，我总是开开玩笑，尽力缓和一下紧张的情

    绪。我想这下机会可来了，挡是挡不住的。我将椅子拉近他。“神

    父，”我说，“你知道我是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不知道帕姆有没有告

    诉你她的背景。”

    我一边说一边坐得更靠近他，将我早已学会的在审讯时使用的那种

    目光接触加以锁定。我只是不想让他望着帕姆，因为我不知道她会做何

    反应。“我们是在一个名叫吉姆车库的地方认识的，那是一家有袒胸歌

    女歌舞表演的酒吧。帕姆在那里做舞女，而且舞技不凡。不过真正吸引

    我注意力的倒是她翩翩起舞时每边乳房上挂着的流苏，她能让两边的流

    苏朝相反的方向旋转。相信我的话，那真是值得一看。”

    帕姆脸色苍白，不知是否应该解释一下。神父屏气凝神地听着。

    “不管怎么说，她让那些流苏朝相反的方向旋转，越转越快，突然

    有条流苏脱落下来，飞向了观众席。大家都去抢它。我纵身跃起，一把

    抓到手，把它还给了她，于是就有了我们的今天。”

    神父大张着嘴。我让这个家伙完全相信了我的话，就像九年级那次

    虚构读书报告时一样，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大笑起来。“你是说这一

    切并不是真的？”他问道。此刻帕姆也笑了出来。我们都摇了摇头。我不清楚神父当时是感到宽慰还是感到失望。

    鲍勃·麦戈尼格尔担任了我的男傧相。结婚那天上午天气沉闷，阴

    雨绵绵，我很想快一点举办婚礼。我让鲍勃打电话给在她妈妈家的帕

    姆，问她是否见过我或者有我的消息。她当然说没有，这时鲍勃胡诌说

    什么我昨晚没有回来，他担心我临阵畏缩，想打退堂鼓。回想此事，我

    真不敢相信我的幽默感居然可以发挥到如此有悖情理的地步。最终鲍勃

    噗哧笑了起来，我俩的把戏露馅了。不过我对未能得知帕姆对此做何反

    应感到些许失望。后来她告诉我，婚礼的各种安排让她忙得不可开交，同时又非常担心在这种潮湿天气里她烫的头发能否鬈起来。因此新郎倌

    的失踪只是区区小事一桩。

    那天下午我们在教堂互致誓言后，神父宣布我们就此结为夫妻。我

    很惊讶他居然美言了我几句。

    “我是那天初次见到道格拉斯的，他使我对如何认识自己的宗教信

    仰进行了一番长久而深刻的思索。”

    只有上帝才晓得我都说了些什么，竟让他如此深刻地思索了一番，不过上帝的作用是神秘费解的。后来我把流苏的故事告诉了西雅图的一

    位神父，帕姆找他来替我做祈祷的。我也让他信以为真了。

    我们在波科诺斯度过了短暂的蜜月，住在装有心形浴缸、贴着镜面

    的天花板和放置了高档摆设的旅馆客房里，然后又驱车回到了长岛。我

    的双亲为我们举办了一次宴会，因为我的家人几乎没有谁能出席婚礼。

    婚后，帕姆搬来了密尔沃基。她已经毕业，开始执掌教鞭。所有新

    教师都得去条件最差劲的市中心贫民区学校代课任教。其中有所初中尤

    其差劲。那里的老师遭受拳打脚踢是很平常的事，年轻女教师甚至还经

    历过几起未遂强暴案。我总算离开了招募小组，大多数时间待在犯罪反

    应分队，主要处理抢劫银行案。虽说我的工作隐藏着危险，但我更担心

    帕姆的处境。起码我还有一支手枪可以自卫。有一次，四名学生曾胁迫

    她走进一间空教室，对她动手动脚进行骚扰。她一个劲儿大叫大嚷，逃

    了出去，我却为此愤怒至极。我真想带上几个特工上学校去狠狠收拾他们一顿。

    我当时最要好的伙伴是一位名叫乔·德尔·坎波的特工，他跟我一起

    负责侦破抢劫银行案。我们时常会光顾那家开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

    校园附近的奥克兰大街上的面包店。开店的是一对夫妇，戴维·戈德堡

    和萨拉·戈德堡。没过多久，我和乔就跟他们混熟了。事实上，他们拿

    我们当儿子一般看待。

    有时候，我们会带了手枪，一大早就赶到店里，帮助他们把硬面包

    圈和巴利面包卷放入烤箱。吃罢早点，我们就出发去追捕在逃犯，跟踪

    其他案件的一些线索，然后再回去用午饭。我和乔都到犹太社区运动中

    心健身，在圣诞节和犹太教光明节快来临时，我们买了一份中心会员证

    送给戈德堡夫妇。后来，其他特工也开始光顾我们称之为“戈德堡餐

    馆”的面包店，我们还在那里举办过一次社交聚会，就连主管特工和主

    管特工助理也来参加了。

    乔·德尔·坎波这家伙很聪明，会说好几国语言，枪法也属一流。可

    以说，在我经历的一次最奇特、最混乱的危急局面中，他的高超本领发

    挥了关键作用。

    冬季的一天，我和乔正在外勤站里审讯当天上午抓获的一名在逃犯

    时接到电话，说是密尔沃基警方正与一个人质劫持者相持不下。乔刚值

    完夜班，还没来得及休息，立即和我一道丢下自己的案犯，赶往案发现

    场。

    那是一座具有都铎式建筑风格的老房子。我们赶到那里后获悉，劫

    持者名叫雅各布·科恩，系一名在逃犯，被指控杀害了一位芝加哥警

    官。刚结束训练不久的一支联邦调查局特种武器攻击小队团团包围了他

    藏身的公寓中心，特工理查德·卡尔试图逼近时，被他开枪击中。这个

    疯子随后冲出了该小队的包围线，臀部中了两枪。他抓走了一名正在铲

    雪的小男孩，逃进了一所房子。他手里先是控制着三名人质，两个小孩

    和一个大人。后来他释放了那个大人和一个小孩。仍被控制的那个小男

    孩，我们估计年龄在10到12岁之间。此时大家都很恼火。天气非常寒冷。科恩还在发疯，连他屁股上布

    满铅弹这一事实都不能让他冷静下来。调查局和密尔沃基警方因局势如

    此恶化和失控而彼此感到不满。特种武器攻击小队也十分恼怒，因为这

    是他们接手的第一桩大案，竟然没有抓住嫌犯，还让其冲出了包围线。

    一般而言，联邦调查局走到这步田地时，已下决心要将劫持者置于死

    地，因为他击中了他们自己的一名特工。而芝加哥警方也早已放出话

    来，他们要拿下这个劫持者，如果说让谁去干掉劫持者，那么这个权力

    非他们莫属。

    主管特工赫布·霍克西到达现场后，在我看来，在其他人已经犯了

    错误的基础上雪上加霜地又犯了几个错误。首先，他使用了手提式扩音

    器，让人觉得他在发号施令。用电话私下联络会感觉好一些，而且它给

    予你私下谈判的灵活性。其次，我认为他不该主动提出拿自己做人质来

    交换那个男孩。

    就这样霍克西坐到了一辆调查局公车的驾驶座上。当车子倒车驶上

    车道时，警察簇拥在车子左右。与此同时，德尔·坎波叫我扶他一把，帮他爬上房顶。别忘记，这是一座都铎式风格的房子，房顶坡度很陡，还结了一层滑溜溜的冰，而乔一整夜没有合过眼。他随身带的惟一武器

    就是那支枪管长2.5英寸的0.357口径手枪。

    科恩走出了房子，手臂紧勾住小男孩的头部，把他紧紧贴住自己的

    身体。密尔沃基警察局的警探比斯利从一圈警察中站了出来，说：“杰

    克，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把小男孩放了!”德尔·坎波正沿着陡斜的房

    顶朝上爬去。警方已看见他在那里，晓得他的意图是什么。

    劫持者和人质正在靠近车子。地上到处都是冰雪。突然间小男孩滑

    倒在冰上，致使科恩松开了手。德尔·坎波已经爬上了房顶。他判断由

    于枪管短，子弹可能会偏高，于是他瞄准劫持者的颈部开了一枪。

    这是令人叹服的一枪，子弹直接命中劫持者的颈部中央。科恩应声

    倒地，但谁也说不准到底是他还是小男孩被击中了。

    就在三秒钟后，车子旁枪弹乱飞起来。在交火中，警探比斯利被打中脚踝。小男孩爬向警车，而警车则冲着他驶过来，因为霍克西被飞来

    的玻璃片击中而失去了对车子的控制。所幸的是，小男孩伤势不太重。

    果真不落调查局的俗套，当地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播放了主管特

    工赫布·霍克西躺在轮床上被推进急救室的画面。他的耳朵上淌着血，一边被医护人员推着，一边对新闻记者讲述：“忽然间我听见枪声大

    作，子弹四下乱飞。我估计自己已经中弹，但我想不会有什么大问

    题……”还有联邦调查局、上帝、母亲、苹果派云云。

    但是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双方差一点要拳脚相见，警察险些要狠

    揍德尔·坎波一顿，因为他抢去了他们立功的机会。特种武器攻击小队

    也非常不高兴，因为他让他们显得很窝囊。他们去找主管特工助理埃德

    ·贝斯特发泄了不满，贝斯特则挺身而出，替德尔·坎波辩护，赞扬是乔

    化解了他们一手酿成的不利局面。

    科恩身上的弹眼多达三十至四十处，在救护车送他去医院的途中还

    是活着的。他在被送到医院时终于一命呜呼了，这对有关各方来说是件

    幸事。

    特工卡尔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科恩的子弹打穿了卡尔的战壕外

    套，钻入了肩膀，从气管旁擦过，最后落在肺部。卡尔一直保存着那件

    带有弹孔的战壕外套，从那天起一穿上它就显得十分自豪。

    我和德尔·坎波有一阵子是极佳的破案搭档，只是我们动辄大笑不

    止，不能自已。有一次，我们到一家同性恋酒吧试图发展几个眼线，以

    便查出一个同性恋谋杀案在逃犯的下落。酒吧里光线昏暗，过了好一会

    儿，我们的眼睛才适应过来。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众目睽睽之

    下，于是开始就他们想交友的是我俩中的哪一位争论不休。随即我们看

    见吧台上方的一告示牌上写道：“找到一条硬汉子真快活。”这下子我们

    简直给弄懵了，像两个傻瓜一样捧腹大笑起来。

    我们无需多少笑料就能大笑。我们有一回在私人疗养院跟一位坐在

    轮椅里的老人交谈时就曾大笑不止，又一回在拜会一位衣冠楚楚的40多

    岁商人时也曾大笑起来，因为他的假发滑落到前额部位。这并不要紧。只要出现任何滑稽可笑的场面，我和乔是不会错过的。这种态度听起来

    有些麻木不仁，但也许它是一种必须具备的而且很管用的素质。当你整

    天都忙于调查谋杀现场和弃尸地点，尤其当案件涉及儿童时，当你同数

    以百计乃至千计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谈过话之后，当你看见有的人能够对

    其他人犯下绝对不可思议的暴行时，你最好还是学会对愚蠢的事情付之

    一笑。不然你准会发疯。

    有别于许多执法工作者的是，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开枪迷。不过早在

    空军服役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个神枪手了。我想，要是能在特种武器攻

    击小队干上一阵子大概会挺有意思的。每个外勤站都设有这样一个小

    队。小队中五名成员都是非专职的，需要时才将他们召集过来。我入选

    了该小队，被指派担任狙击手，其位置最靠后，任务是从远处射击。小

    队其他成员都具有很过硬的背景，比如干过绿色贝雷帽或者参加过丛林

    战特种部队，而我只教过飞行员的妻子、小孩如何游泳。小队长名叫戴

    维·科尔，后来升任匡蒂科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副院长，就是他要我来

    主持调查支援科的工作的。

    我们曾办过一个案子，案情比起雅各布·科恩的疯狂行径来多少要

    平淡一些。当时有个家伙抢了银行，随后警察展开了一场高速追击，最

    终把他逼进了一处仓库。此时我们奉命前往。仓库里的他先是脱光了衣

    服，接着又重新穿上。他看上去真是疯疯癫癫的。后来，他要求把他太

    太带到现场，警方照此去做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当我们深入研究了这一类罪犯的个性时，就能理

    解这种事是做不得的，你不应同意这类要求，因为他们要见的人往往就

    是他们认为首先引发问题的人。所以你这样做，其实是置此人于巨大危

    险之中，这将有助于他们完成先凶杀后自杀的举动。

    幸运的是，此案中的警察并没有把她送进仓库，而是让她通过电话

    跟他交谈。果然，他一挂上电话，就扣动猎枪扳机把自己脑瓜打开了

    花。我们各就各位等候了好几个小时，转眼间案子就这样完结了。可

    是，你不能马上化解压力，它反倒常常会触发反常的幽默感。“真见

    鬼，他干吗要这样做呢？”有个家伙议论说，“道格拉斯可是个神枪手。

    他本来能够替他一枪解决问题的。”

    我在密尔沃基待了五年多。终于我和帕姆从朱诺大街的公寓搬到了

    棕鹿路上的一处市区新型住宅，远离外勤站，靠近市区北郊。我多半时

    间忙于侦破抢劫银行案，因破案有功连连受奖。我发现，每当找到一

    种“识别标志”将若干案子联系起来时，我的破案机率就会非常大，我们

    后来的系列谋杀分析便是以此项要素作为基础的。

    这一时期，我捅下的惟一一个大娄子是在杰里·霍根取代赫布·霍克

    西出任主管特工以后。主管这一职位并不享有多少特权，能够使用一辆

    调查局公车是为数不多的特权之一。霍根对他那辆翡翠绿的福特车十分

    得意。有一天我外出查案时需要用车，而所有车子都已派出。霍根当时

    外出参加会议，因此我问主管特工助理阿瑟·富尔顿能不能用一下主管

    的车子。他答应得很勉强。

    谁知事后杰里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冲着我大叫大嚷，责怪我用

    了他的车，弄脏了车子。而且最糟糕的是，送回车子时还爆了一只胎。

    可我根本没有察觉到爆胎。由于杰里与我一直相处得挺好，因此当他一

    个劲儿声嘶力竭地吼叫时，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很显然这是一次失

    误。

    在那天晚些时候，我的分队长雷·伯恩对我说：“约翰，你晓得杰里·

    霍根其实很喜欢你，只是他不得不教训你一次。他指派你去印第安居留

    地工作。”

    当时正是“伤膝河大屠杀”余波未平、印第安人权利意识高涨之际。

    就像在底特律贫民区那样，我们在居留地成了众矢之的。印第安人受到

    了政府的不公平待遇。当我首次抵达绿湾的梅诺米尼居留地时，不敢相

    信竟有人不得不生活在这样贫困、肮脏和道德败坏的环境之中。他们的

    原有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他们常常对我的到访视而不见。你在许多居留地都能发现，酗酒，虐待子女、配偶，袭击，谋杀等的案发率居高不

    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生存状况恶劣以及政府的长期敌意和漠视

    态度。由于印第安人极不信任政府，联邦调查局特工要想取得证人的任

    何形式合作或协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地的印第安人事务局代表帮不上什么忙。甚至连受害者的家人也

    不愿被扯进破案工作，生怕会被人扣上通敌的帽子。有的时候，当你获

    悉发生了谋杀案并赶到现场时，尸体已在那里停放了好几天，上面爬满

    了蛆虫。

    在居留地工作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起码调查了六起谋杀案。我深

    为那些印第安人感到难过，情绪一直不振，把每天离开那里回家过夜视

    为一种解脱。我从未见过哪个群体的人处境如此艰辛。虽说不大安全，但在梅诺米尼我头一回集中全力调查谋杀案犯罪现场，事后证明这段艰

    苦经历对我帮助极大。

    毋庸置疑，我在密尔沃基工作期间最美妙的事件莫过于1975年11月

    喜得第一个孩子埃里卡。帕姆开始产前阵痛时，我们正准备与几位友

    人，萨姆·拉斯金和埃丝特·拉斯金，上当地一家乡村俱乐部共进感恩节

    晚餐。埃里卡于次日问世。

    我当时要加班加点侦破抢劫银行案和完成研究生学业，因此新添婴

    儿意味着睡眠更少。自不待言，养育婴儿的责任主要由帕姆承担着。我

    初为人父，感到家庭责任更重了，但我喜欢看着埃里卡一点点长大。我

    那时还没有接手绑架儿童案和谋杀儿童案，我想这对大家来说是幸运

    的。假如我办理的是这类案子，假如我真的停下来思考外面发生的案

    情，我不知道能否愉快地适应为人父这一角色。待到我们的次女劳伦于

    1980年出生时，我已深深涉足这一领域。

    我想，为人父也促使我尽力去创造成功的人生。我很清楚我当时从

    事的工作并非是自己向往的终身职业。杰里·霍根劝我先干满十年外勤

    工作，再考虑申请其他工作。这样一来，我的经历足够升至主管特工助

    理，乃至最后晋升为主管特工，尔后或许最终能进入总部工作。但是，因为有了一个孩子，且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到来，外勤特工从一个工作站

    调任至另一个工作站的工作便显得缺乏吸引力了。

    随着时光推移，我已开始另眼看待这份工作了。狙击手的训练和特

    种武器攻击小队的执勤丧失了以往的魅力。我在心理学方面既拥有背景

    (此时已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怀有兴趣。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的挑战

    性在于，它可以控制局面，不让事态发展到非开枪不可。主管特工推荐

    我去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参加了为期两周的人质谈判课程的学习，当时学院开办才不过几个年头。

    在那里承蒙诸如霍华德·特顿和帕特·马拉尼等具有传奇色彩的特工

    的指导，我头一回接触到当时被称为行为科学的知识。它改变了我的职

    业生涯。五

    行为科学抑或胡说八道？

    大约五年前结束新特工训练之后，我就没有回过匡蒂科。这地方变

    化可不少。举例来说，到了1975年春天，联邦调查局学院已经成为一个

    设施齐备、功能齐全的场所，它是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辟出一大块地

    建造而成的，坐落在丘壑起伏、景色优美的弗吉尼亚州林地之中，距华

    盛顿南部大约一小时车程。

    然而有些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战术组仍旧是集名望和地位于一

    身，其中的轻兵器小组更是炙手可热。该小组的头头叫乔治·蔡斯，1968年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奉命前往英国将詹姆斯·厄尔·雷押回

    国内接受美国法庭审判的就是这位特工。蔡斯长得虎背熊腰，力大无

    穷，徒手挣断手铐对他来说是雕虫小技。有一次，靶场的某个家伙拿来

    一副手铐，事先把链子焊了起来，然后交给蔡斯让他露一手。蔡斯挣脱

    时用力过猛，结果造成手腕脱臼，不得不打了好几个星期的石膏。

    人质谈判由行为科学科进行授课，它由一组七至九名特工教官组

    成。心理学以及“软科学”从来就没得到过胡佛及其助手的高度重视，因

    此直到他逝世以前，心理学研究具有某种“密室”研究的性质。

    事实上，当时局里大多数人以及执法界总体上都把应用于犯罪学研

    究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视为不值一提的胡说八道。尽管很明显我从没有

    这种看法，我却不得不承认，当时在这一领域所掌握和传授的许多知识

    与理解罪犯和逮捕罪犯并没有什么真正联系，而这一局面在此后几年中

    将通过我们的努力得以改变。我在接管行为科学科的运作后，把该科的

    名称变更为调查支援科。每当人们问起我为什么要更名时，我会相当坦

    率地告诉他们，我就是想划清“胡说八道”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之间的界限。[1]

    在我接受人质谈判培训时，行为科学科由杰克·帕夫担任科长，它

    受着两个很有个性、很有真知灼见的人物的控制和影响，他们是霍华德

    ·特顿和帕特里克·马拉尼。特顿身高约6英尺4英寸，金属丝架的眼镜后

    面有一对目光锐利的眼睛。尽管从前在海军陆战队里干过，他却属于深

    思熟虑的类型：总是一副威风凛凛的神态，堪称典型的学识渊博的教

    授。他曾在旧金山附近加州圣莱安德罗警察局供职，后来于1962年加入

    联邦调查局。1969年时，他开始讲授一门里程碑性质的课程，起初定名

    为“应用犯罪学”，最后(据我猜测那是在胡佛去世后)又更名为“应用

    犯罪心理学”。到了1972年，特顿前往纽约请教了詹姆斯·布鲁塞尔博

    士，这位曾经侦破过疯狂爆炸案的精神病专家同意亲自向特顿传授他的

    侧写技巧。

    充实了这方面的知识以后，特顿的办案方式出现了重大突破。这种

    办案方式强调，通过着重分析犯罪现场的有关证据，就能更多地了解罪

    犯的行为和动机。就某些方面而言，我们此后在行为科学以及刑事调查

    分析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帕特里克·马拉尼总是让我联想起爱尔兰民间传说里的矮妖精。他

    身高5英尺10英寸，体型矮胖，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他是1972年从纽

    约外勤站调到匡蒂科的，拥有心理学学位。在匡蒂科任职届满时，他成

    功地解决了以下人质危机：在华盛顿市，哈纳菲穆斯林教派占据了

    B’nai B’rith总部；在俄亥俄州沃伦斯维尔海茨，一名黑人越战老兵科里·

    穆尔闯入警察局，挟持了一位警长和他的秘书。特顿和马拉尼共同组成

    现代行为科学的第一梯队，这对搭档表现出众，令人难忘。

    行为科学科的其他教官也参与了人质谈判课程的讲授，其中包括迪

    克·奥尔特和罗伯特·雷勒斯，他们来匡蒂科时间还不长。如果说特顿和

    马拉尼组成的是第一梯队，那么奥尔特和雷勒斯则组成了第二梯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