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差医生怎么办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钮文异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系国际医疗部客座教授 岳 颖
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 张玉蛟
本报记者 张 芳
每名患者都希望得到一步到位的最佳治疗，但现实生活中，有时会遇到一些意外，或者听到看病碰到“差医生”的抱怨，甚至造成医疗纠纷。比如近日，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称，一名华裔女童疑在两年前被漏诊，如今确诊已至肾癌晚期。
我是不是遇到了“差医生”
读者一：去年，我妈妈的眼睛基本看不见了。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会不会是之前的误诊导致的。因为在视力急剧下降之前，她一直头疼，市医院按照普通头痛治疗，吃点止痛药配合“吊瓶子”。可治了一段时间后，她慢慢看不见了。随后我们换了一家眼科专科医院，但已经迟了。同病房的病友提醒说，老年女性头疼难道不应该立刻做青光眼筛查吗？
, 百拇医药
读者二：读初三时，我小腿关节痛，后来迅速发展到大腿和胯部。当时跑了好几家医院，县医院只简单问诊了几句，就说是生长痛，给我打了封闭针，却没有任何效果；中医院诊断是腰间盘突出，用一句“回家静养”就把我打发了；省会医院大夫说是腰肌劳损，注意休息就行；最后疼得不行，我试着靠按摩缓解，仍然效果不佳。就这样时好时坏过了几年，直到大学时再犯，去当地一家三甲医院就诊，才被医生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与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等没有任何关系。见我得知患了“不治之症”很紧张，医生十分耐心地安慰我说，该病虽然不能根治，但是可以控制住，随后还教我晨僵时如何减轻痛苦。现在想想，要是最初就能准确诊断，及早控制病情，这些年我也不用受那么多罪了。
读者三：2003年，因药物使用不当，我的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当时四处求医，县医院说是左耳彻底失聪，市医院说是听力下降，省医院说是听力残疾，不可逆，必须配助听器。当时我真的很绝望。接着我又去了哈医大二院，大夫诊断说是神经性的，对听力影响不大，可以做调理性治疗，但效果还是不好。也许药物性耳聋真的没办法治好，但这么多医院都没有一个一致的诊断结果，至今让我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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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四：因为肾囊肿达4厘米左右，当地医院说，要做手术，且手术难度大，让我到北京做，吓得我几晚上没睡好。可我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生看了资料，觉得不用手术，并对我说：“啥事没有，回家去吧。”
除了诊疗方面的疑虑，由于个别医护人员操作不当、马虎大意等导致的输血、手术或用药医疗事故，也可能耽误患者接受最佳治疗，甚至引起医疗纠纷。
为何准确诊断这么难
对于医护人员失误引起的医疗纠纷，患者可通过正规的法律渠道解决，与之相比，诊疗的差异更值得探讨。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钮文异告诉《生命时报》记者，病人去看病，肯定都想诊断清楚、到位，对症治疗方案好，但鉴于一些客观原因，要保证诊疗百分百准确的确有困难。
医疗存在局限性。钮文异说，医学是探索性的，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也是渐进性的，所以在疾病诊疗方面，一直会存有问号，需要逐步发展。例如现在绝大部分癌症都找不到准确的致病原因，诊疗效果也就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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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经验有差别。医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学科，所以医生经验的不同，会导致诊疗水平的差异。此外，医生所任职医院、科室的不同，也会影响其看病的经验和角度。比如，在大医院，名医名师多，能见到的案例多，院内年轻医生就更容易成长，甚至比一些基层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更有经验。正因如此，大医院通常极少出现误诊这样的重大失误。
医院诊疗设备差异。钮文异说，医生诊疗需要结合各种检查结果，如果医院检查设备不佳，也可能影响医生的诊断。
规范化诊疗推广不足。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系国际医疗部客座教授岳颖说，不同医生针对同一种疾病，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这或许与国内规范化治疗的推广不够有关。在规范化治疗实施较好的美国，这种情况就比较少。“我曾见过一个病人，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一共找了10家医院看病，得出的治疗方案完全一样，甚至药物使用剂量也完全相同。”
尽管国内外存在差异，但担心遇到差医生或对诊疗结果存疑的情况，并非我国独有。在美国，寻求第二诊疗意见被认为是患者的权利。若患者对初诊医生的诊断存疑，希望再找其他医生，就可以提出申请。美国梅奥诊所今年最新的研究显示，在该中心寻求第二诊疗意见的患者中，有20%的原始诊断是错误的；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提供的第二诊疗意见中，大约25%与初始诊疗意见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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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要不要“货比三家”
“原则上，我不反对患者在初诊后再找其他医生。”钮文异说，循证医学强调，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医疗实践研究证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它鼓励医生及时更新知识，也鼓励患者多参与其中。在诊疗上，医生能够提出专业建议，但最终决策权应留给患者，由他们决定到底采取什么措施。如果患者觉得诊疗效果不佳，可寻求第二诊疗意见；正在住院的患者还可以主动向医院提出会诊要求，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不过，在另找医生时不应过度。中国古话讲“事不过三”，在看病这件事上，也当如此。如果去的医院过多，医生给出的结果又存在差异，更容易自乱阵脚，也会导致个人就医成本增加，以及医疗资源浪费。
岳颖则认为，看病时怀着“货比三家”的心态，未必利于诊疗。“首先，美国的第二诊疗意见多见于法律纠纷，不用于普通诊断和用药，且这类意见主要根据病例等资料判断，医生不能与患者面对面，结果的准确性就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即便在美国，第二诊疗意见也未必都是对的。其次，如果患者看什么病前都要上网查信息，生成自己的判断，在‘货比三家’后，往往会选择相信自己早已认定的结论。但事实上，医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患者只靠一知半解的内容，很难做出准确判断。最后，诊疗效果还与医患间的信任度有关，一旦患者不信任医生，诊疗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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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医生？两位专家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小病和常见病首诊还是应该选择当地基层医院。“直接找大医院、名医生就诊的行为可以理解，但大专家都很忙，诊疗时间会很短。而且对有些疾病，基层医院医生或许经验更丰富。比如，我是做颅脑肿瘤方面的，在外伤方面就不如基层医院医生经验丰富。”岳颖说。钮文异也表示，初诊在基层是我国目前推行的重点医疗政策之一。一旦遇到基层医院无法诊断等情况，绝大多数患者都能获得会诊机会或实现向上转诊。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张玉蛟补充说，对于疑难杂症，尤其是癌症，有条件者应该去专科医院、省或市级综合医院，最好是由肿瘤外科、内科、放射科进行综合评估，再决定治疗方案。
张玉蛟最后表示，我国确实存在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大部分医疗资源集中在各大城市及省会城市，县市级城市相对贫乏。再加上国内医学教育水平差距大，有些医生接受博士教育，有些只接受3年的大专教育，而毕业后的规培刚刚开始，这就容易出现医疗质量和医生质量参差不齐。未来，必须解决高等医生奇缺问题，才能更好地拉平各级医生水平。当然，这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因此需要通过推行规范化治疗，结合远程质量控制等措施，使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医院，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这样，“差医生”才会越来越少。▲, http://www.100md.com(张芳)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系国际医疗部客座教授 岳 颖
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 张玉蛟
本报记者 张 芳
每名患者都希望得到一步到位的最佳治疗，但现实生活中，有时会遇到一些意外，或者听到看病碰到“差医生”的抱怨，甚至造成医疗纠纷。比如近日，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称，一名华裔女童疑在两年前被漏诊，如今确诊已至肾癌晚期。
我是不是遇到了“差医生”
读者一：去年，我妈妈的眼睛基本看不见了。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会不会是之前的误诊导致的。因为在视力急剧下降之前，她一直头疼，市医院按照普通头痛治疗，吃点止痛药配合“吊瓶子”。可治了一段时间后，她慢慢看不见了。随后我们换了一家眼科专科医院，但已经迟了。同病房的病友提醒说，老年女性头疼难道不应该立刻做青光眼筛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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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二：读初三时，我小腿关节痛，后来迅速发展到大腿和胯部。当时跑了好几家医院，县医院只简单问诊了几句，就说是生长痛，给我打了封闭针，却没有任何效果；中医院诊断是腰间盘突出，用一句“回家静养”就把我打发了；省会医院大夫说是腰肌劳损，注意休息就行；最后疼得不行，我试着靠按摩缓解，仍然效果不佳。就这样时好时坏过了几年，直到大学时再犯，去当地一家三甲医院就诊，才被医生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与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等没有任何关系。见我得知患了“不治之症”很紧张，医生十分耐心地安慰我说，该病虽然不能根治，但是可以控制住，随后还教我晨僵时如何减轻痛苦。现在想想，要是最初就能准确诊断，及早控制病情，这些年我也不用受那么多罪了。
读者三：2003年，因药物使用不当，我的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当时四处求医，县医院说是左耳彻底失聪，市医院说是听力下降，省医院说是听力残疾，不可逆，必须配助听器。当时我真的很绝望。接着我又去了哈医大二院，大夫诊断说是神经性的，对听力影响不大，可以做调理性治疗，但效果还是不好。也许药物性耳聋真的没办法治好，但这么多医院都没有一个一致的诊断结果，至今让我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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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四：因为肾囊肿达4厘米左右，当地医院说，要做手术，且手术难度大，让我到北京做，吓得我几晚上没睡好。可我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生看了资料，觉得不用手术，并对我说：“啥事没有，回家去吧。”
除了诊疗方面的疑虑，由于个别医护人员操作不当、马虎大意等导致的输血、手术或用药医疗事故，也可能耽误患者接受最佳治疗，甚至引起医疗纠纷。
为何准确诊断这么难
对于医护人员失误引起的医疗纠纷，患者可通过正规的法律渠道解决，与之相比，诊疗的差异更值得探讨。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钮文异告诉《生命时报》记者，病人去看病，肯定都想诊断清楚、到位，对症治疗方案好，但鉴于一些客观原因，要保证诊疗百分百准确的确有困难。
医疗存在局限性。钮文异说，医学是探索性的，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也是渐进性的，所以在疾病诊疗方面，一直会存有问号，需要逐步发展。例如现在绝大部分癌症都找不到准确的致病原因，诊疗效果也就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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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经验有差别。医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学科，所以医生经验的不同，会导致诊疗水平的差异。此外，医生所任职医院、科室的不同，也会影响其看病的经验和角度。比如，在大医院，名医名师多，能见到的案例多，院内年轻医生就更容易成长，甚至比一些基层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更有经验。正因如此，大医院通常极少出现误诊这样的重大失误。
医院诊疗设备差异。钮文异说，医生诊疗需要结合各种检查结果，如果医院检查设备不佳，也可能影响医生的诊断。
规范化诊疗推广不足。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系国际医疗部客座教授岳颖说，不同医生针对同一种疾病，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这或许与国内规范化治疗的推广不够有关。在规范化治疗实施较好的美国，这种情况就比较少。“我曾见过一个病人，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一共找了10家医院看病，得出的治疗方案完全一样，甚至药物使用剂量也完全相同。”
尽管国内外存在差异，但担心遇到差医生或对诊疗结果存疑的情况，并非我国独有。在美国，寻求第二诊疗意见被认为是患者的权利。若患者对初诊医生的诊断存疑，希望再找其他医生，就可以提出申请。美国梅奥诊所今年最新的研究显示，在该中心寻求第二诊疗意见的患者中，有20%的原始诊断是错误的；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提供的第二诊疗意见中，大约25%与初始诊疗意见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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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要不要“货比三家”
“原则上，我不反对患者在初诊后再找其他医生。”钮文异说，循证医学强调，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医疗实践研究证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它鼓励医生及时更新知识，也鼓励患者多参与其中。在诊疗上，医生能够提出专业建议，但最终决策权应留给患者，由他们决定到底采取什么措施。如果患者觉得诊疗效果不佳，可寻求第二诊疗意见；正在住院的患者还可以主动向医院提出会诊要求，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不过，在另找医生时不应过度。中国古话讲“事不过三”，在看病这件事上，也当如此。如果去的医院过多，医生给出的结果又存在差异，更容易自乱阵脚，也会导致个人就医成本增加，以及医疗资源浪费。
岳颖则认为，看病时怀着“货比三家”的心态，未必利于诊疗。“首先，美国的第二诊疗意见多见于法律纠纷，不用于普通诊断和用药，且这类意见主要根据病例等资料判断，医生不能与患者面对面，结果的准确性就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即便在美国，第二诊疗意见也未必都是对的。其次，如果患者看什么病前都要上网查信息，生成自己的判断，在‘货比三家’后，往往会选择相信自己早已认定的结论。但事实上，医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患者只靠一知半解的内容，很难做出准确判断。最后，诊疗效果还与医患间的信任度有关，一旦患者不信任医生，诊疗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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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医生？两位专家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小病和常见病首诊还是应该选择当地基层医院。“直接找大医院、名医生就诊的行为可以理解，但大专家都很忙，诊疗时间会很短。而且对有些疾病，基层医院医生或许经验更丰富。比如，我是做颅脑肿瘤方面的，在外伤方面就不如基层医院医生经验丰富。”岳颖说。钮文异也表示，初诊在基层是我国目前推行的重点医疗政策之一。一旦遇到基层医院无法诊断等情况，绝大多数患者都能获得会诊机会或实现向上转诊。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张玉蛟补充说，对于疑难杂症，尤其是癌症，有条件者应该去专科医院、省或市级综合医院，最好是由肿瘤外科、内科、放射科进行综合评估，再决定治疗方案。
张玉蛟最后表示，我国确实存在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大部分医疗资源集中在各大城市及省会城市，县市级城市相对贫乏。再加上国内医学教育水平差距大，有些医生接受博士教育，有些只接受3年的大专教育，而毕业后的规培刚刚开始，这就容易出现医疗质量和医生质量参差不齐。未来，必须解决高等医生奇缺问题，才能更好地拉平各级医生水平。当然，这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因此需要通过推行规范化治疗，结合远程质量控制等措施，使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医院，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这样，“差医生”才会越来越少。▲, http://www.100md.com(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