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使命没有尽头
医生的使命没有尽头
胡大一
从1965年我考进北京医学院，步入医学的圣殿，至今学医从医已有55个春秋。我经历了中国缺医少药的艰苦岁月，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赴美国学习，此后又见证了我国医疗事业的飞速发展。如果用一个战士打比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是个爱打攻坚战、冲阵地，不爱守碉堡的人。从开通心脏绿色通道到建立心脏中心，从提出“双心医疗理念”到推广“五大处方”，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我坚信，一切从自己做起，路就在脚下。当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开拓，渐渐的，我们会发现，路边的风景在变迁。
从不足百人到世界第四的长城会
今年金秋十月，长城心脏病学会议32年来第一次在网络云端召开，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热度不减。大会与世界62个国际学会联动，覆盖43个国家和地区，有200余名专家演讲者，7天在线共举办90场国际联合论坛，300余项国际学术讲座，并首次举办了亚洲心脏学会大会，累计点击量超过1亿次，成为世界排名第4的国际知名心脏病学会议。回想1989年，我和一位意大利心血管专家共同创立长城会时，最初参会人数不到百人。能有今日盛况，我不胜感慨。
, http://www.100md.com
长城会最早其实并不是学术大会，而叫“国际长城培训课程”，主要以培训射频消融、冠状动脉介入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为三大着力点。第一届培训班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举行，得到了时任院长汪丽蕙和许玉韵教授的大力支持。当年技术推广的力度非常大，没过多久，几百家医院的医生都会做这些手术了。由于抢了一些专家的“饭碗”，我还挨过骂。不过我相信，如果只有我和少数医生把这个技术攥在手里，虽然我们会得到一些名利，但不可能有后来大批心内科领军医生脱颖而出的局面，也很难让更多患者受益。
长城会的发展历程，是我理解实践医学及其内涵的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我认为心血管疾病防治应开展全面综合培训，于是把心力衰竭、高血脂、高血压、心律失常等亚专科纳入研究和探讨范围。随着时间推移，长城会不再是心内科医生独享的盛宴，在这个大舞台上云集了心血管科、血管外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急诊科、呼吸科、肾科、精神科、社区医学等不同领域的同仁，全球最新的医学成果和理念通过先行者的介绍得以迅速普及。
今年的长城会，心肺预防康复的国际交流空前活跃。会上，国家卫健委培训中心为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立项了“慢性稳定性冠心病生存质量提升工程”，由我做项目专家组组长。这次长城会还第一次设立了医学科普奖，鼓励更多年轻医生投身健康教育。这也是在疾病防治理念上，从以治病为重点，向以防病为重点转变的具体实践，要给人们提供“一生所需的连续不断(涵盖预防、治疗和康复)、系统综合的医疗服务”。
, 百拇医药
给年轻医生的几句话
有年轻医生问我：“您认为真正的医疗服务什么样？该如何做医生？”我回答他：“医生最神圣的使命，是促进人类的健康，让人们活得健康，少得病、不得病、不得大病、晚得病。”
医学必须是温暖的。第一，必须关爱生命，以人为本。对每一位带着疾苦来看病的人，医生必须站在患者角度考虑疾病，只有同情患者，才会全力帮助他。先进技术的价值在于给患者带回生命和生活的希望，而非可能给医院和医务人员带来业绩、效益或名声。第二，做医生是一份责任担当。行医不能把人当机器修，做不好无法重来。患者把生命托付给我们，医生的工作就是责任活儿。第三，医生还有社会责任。要推动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健康，特别要让西部、农村、边远地区、基层的患者能得到最基本的医疗和照护。只有创建更好的医疗模式，才能实现技术的公平可及和最大价值。
我比较担心的是，对于生物技术的盲目崇拜和对学历的盲目追求，以经济效益为导向，使医务工作者临床经验的积累被忽视，造成一些医生看病本末倒置，问诊三句半，一检查就开CT、冠脉造影，不仅浪费大量医疗资源，也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 百拇医药
2005年，我号召青年医生要把基本功打牢固，美国医生提出的“五指诊断模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医生，首先是问好病史；然后是望、触、扣、听的物理诊断基本功；之后是简单易行、诊断意义明确的床旁检查；再后面是价格高一些、无创或轻微创伤的检查，如超声心动图、运动负荷试验等；最后才是成本高、有创的检查，如核磁、冠脉造影。所以，我一直倡导要回归人文，回归基本功，回归临床。年轻人应该向老一辈医生学习，学习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重，这是医疗服务的起跑线。不盲目崇拜冷冰冰的机器，“将心比心”和“望闻问切”永远不会过时，这是一切医疗科技手段得以正确使用的基础。
74岁，仍要继续跑下去
今年夏天，我见到了中学的老校友王石。我和王石都曾在郑州铁路一中读书，我考大学时，他上初二。文革时期，他还来北京找我玩。50年后再次相见，我俩谈最多的是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应该干什么事业。他在搞农村基层卫生建设项目，我除了继续看病，做健康教育，还在推动中国预防康复医疗的改革。他很认可我的理念，商量是否能在他建的社区做一个新型养老示范模式，包括预防康复、可复制的医养模式。我俩都认为，想做一项为人民造福的事业，必定是一次长跑，需要毅力和耐力。虽然我今年已经74岁了，仍愿意继续跑下去!(连载34，完。本专栏由本报记者李珍玉采访整理)▲, 百拇医药
胡大一
从1965年我考进北京医学院，步入医学的圣殿，至今学医从医已有55个春秋。我经历了中国缺医少药的艰苦岁月，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赴美国学习，此后又见证了我国医疗事业的飞速发展。如果用一个战士打比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是个爱打攻坚战、冲阵地，不爱守碉堡的人。从开通心脏绿色通道到建立心脏中心，从提出“双心医疗理念”到推广“五大处方”，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我坚信，一切从自己做起，路就在脚下。当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开拓，渐渐的，我们会发现，路边的风景在变迁。
从不足百人到世界第四的长城会
今年金秋十月，长城心脏病学会议32年来第一次在网络云端召开，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热度不减。大会与世界62个国际学会联动，覆盖43个国家和地区，有200余名专家演讲者，7天在线共举办90场国际联合论坛，300余项国际学术讲座，并首次举办了亚洲心脏学会大会，累计点击量超过1亿次，成为世界排名第4的国际知名心脏病学会议。回想1989年，我和一位意大利心血管专家共同创立长城会时，最初参会人数不到百人。能有今日盛况，我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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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会最早其实并不是学术大会，而叫“国际长城培训课程”，主要以培训射频消融、冠状动脉介入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为三大着力点。第一届培训班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举行，得到了时任院长汪丽蕙和许玉韵教授的大力支持。当年技术推广的力度非常大，没过多久，几百家医院的医生都会做这些手术了。由于抢了一些专家的“饭碗”，我还挨过骂。不过我相信，如果只有我和少数医生把这个技术攥在手里，虽然我们会得到一些名利，但不可能有后来大批心内科领军医生脱颖而出的局面，也很难让更多患者受益。
长城会的发展历程，是我理解实践医学及其内涵的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我认为心血管疾病防治应开展全面综合培训，于是把心力衰竭、高血脂、高血压、心律失常等亚专科纳入研究和探讨范围。随着时间推移，长城会不再是心内科医生独享的盛宴，在这个大舞台上云集了心血管科、血管外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急诊科、呼吸科、肾科、精神科、社区医学等不同领域的同仁，全球最新的医学成果和理念通过先行者的介绍得以迅速普及。
今年的长城会，心肺预防康复的国际交流空前活跃。会上，国家卫健委培训中心为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立项了“慢性稳定性冠心病生存质量提升工程”，由我做项目专家组组长。这次长城会还第一次设立了医学科普奖，鼓励更多年轻医生投身健康教育。这也是在疾病防治理念上，从以治病为重点，向以防病为重点转变的具体实践，要给人们提供“一生所需的连续不断(涵盖预防、治疗和康复)、系统综合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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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年轻医生的几句话
有年轻医生问我：“您认为真正的医疗服务什么样？该如何做医生？”我回答他：“医生最神圣的使命，是促进人类的健康，让人们活得健康，少得病、不得病、不得大病、晚得病。”
医学必须是温暖的。第一，必须关爱生命，以人为本。对每一位带着疾苦来看病的人，医生必须站在患者角度考虑疾病，只有同情患者，才会全力帮助他。先进技术的价值在于给患者带回生命和生活的希望，而非可能给医院和医务人员带来业绩、效益或名声。第二，做医生是一份责任担当。行医不能把人当机器修，做不好无法重来。患者把生命托付给我们，医生的工作就是责任活儿。第三，医生还有社会责任。要推动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健康，特别要让西部、农村、边远地区、基层的患者能得到最基本的医疗和照护。只有创建更好的医疗模式，才能实现技术的公平可及和最大价值。
我比较担心的是，对于生物技术的盲目崇拜和对学历的盲目追求，以经济效益为导向，使医务工作者临床经验的积累被忽视，造成一些医生看病本末倒置，问诊三句半，一检查就开CT、冠脉造影，不仅浪费大量医疗资源，也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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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号召青年医生要把基本功打牢固，美国医生提出的“五指诊断模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医生，首先是问好病史；然后是望、触、扣、听的物理诊断基本功；之后是简单易行、诊断意义明确的床旁检查；再后面是价格高一些、无创或轻微创伤的检查，如超声心动图、运动负荷试验等；最后才是成本高、有创的检查，如核磁、冠脉造影。所以，我一直倡导要回归人文，回归基本功，回归临床。年轻人应该向老一辈医生学习，学习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重，这是医疗服务的起跑线。不盲目崇拜冷冰冰的机器，“将心比心”和“望闻问切”永远不会过时，这是一切医疗科技手段得以正确使用的基础。
74岁，仍要继续跑下去
今年夏天，我见到了中学的老校友王石。我和王石都曾在郑州铁路一中读书，我考大学时，他上初二。文革时期，他还来北京找我玩。50年后再次相见，我俩谈最多的是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应该干什么事业。他在搞农村基层卫生建设项目，我除了继续看病，做健康教育，还在推动中国预防康复医疗的改革。他很认可我的理念，商量是否能在他建的社区做一个新型养老示范模式，包括预防康复、可复制的医养模式。我俩都认为，想做一项为人民造福的事业，必定是一次长跑，需要毅力和耐力。虽然我今年已经74岁了，仍愿意继续跑下去!(连载34，完。本专栏由本报记者李珍玉采访整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