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医院，有何不同
中美医院，有何不同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 王 劲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从事的是神经外科工作，母亲是小儿科医生，我两个姐姐也是医生，所以我走上医学道路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受父亲的影响，我也选择了神经外科领域。
1978年，我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1983年又考了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研究生。当时的条件下，我国神经外科专业还很落后，无论诊断还是治疗，仪器设备还是理念，都比国外落后不少。当时，父亲也希望我出去学习一些技术，于是毕业后，我就赴美留学了。
从留学到工作，我在美国待了30年。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美国通过神经外科协会认证，成为临床神经外科医生的中国医学生。上世纪90年代，我一度想过回国，但考虑到如果当时回国，可能难以发挥所学及特长。我学的是神经外科，国内当时的手术设备、器械、耗材等各方面与国外的差距还很大。实际上不光神经外科，整个医疗领域和欧美国家都有差距。比如说一些复杂的颅底肿瘤，甚至一些需要搭桥的脑血管病，在国内做的都比较少，但当时在欧美这些手术都已经很普及了。
, 百拇医药
我在海外行医，每年我都会回国探亲。国内蓬勃的经济发展我是历历在目，我也一直关注着国内医疗领域的进展。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从那以后，在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的大医院里，各种硬件设施、医疗设备都在不断更新换代。我发现，很多医院的手术室都是全新的，里面的硬件设施和欧美相比已经差不多了，有时甚至要更好一些。就拿治疗帕金森病、麻痹震颤的神经调控手术来说，在2000年以前，由于耗材的限制，这项手术在国内基本很少开展；2008年以后国内的高科技公司开发了相应产品，这项手术在国内更多地开展起来了。
2008年就像一个开关一样，自那以后，国内的医疗领域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与国内的经济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正是因为国家富裕了，所以包括各省市的大医院在内，新楼不断拔地而起，装备、设备也越来越好。我在2014年应邀回国，参与筹建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开始投身于国内的神经外科事业。那时我们所采购的设备，和我之前在美国西雅图所用的设备是一样的，甚至更好。目前我们科室每年的手术量是900~1000台，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从外院转过来的高难度手术。在髓内肿瘤手术方面，我们科已经成为国内手术量最大的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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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行医多年，回国也有七八年了，对比国内外的医疗行业，我有几点体会。首先，在均衡性方面，我们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国内大城市的大医院与国外的差距已经缩小，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但发展不平衡，即使是省一级的医院，和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在美国，各地区的医院之间是没有太大差距的。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在病人出院时，医院会打出账单，我发现，其中的医事服务费都太低了，还不到美国的1/10，有的时候甚至仅为1/20。我认为这是对医生和医务工作者价值的严重低估。在医学培训方面，与国外的医生培养模式相比，目前国内的住院医师培养模式流动性相对较低。
中美医疗领域之间的不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得不提。在我国是以公立医院为主导，而在美国绝大部分医院是私立医院，但其中定位为非营利性医院的比营利性医院要多得多。这里面不光是税收方面的政策不一样，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医疗行业有别于其他行业，它首要追求的是挽救病人的生命、提升病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你跟病人说某某医院赚的钱最多，可能病患不一定会首选这家医院。希望政府能继续加大对医疗行业的投入，使我们的公立医院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首要任务，这样才能让医务人员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医疗质量上，并让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的大众。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健康都是人们永恒的话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把健康当成自己的主业去抓，要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而不是去依赖任何其他人，包括那些大专家们。这其中我们能做的有很多，比如多运动、定期体检，发现问题早就诊、早治疗等，都是对自己的负责。▲(本报记者董长喜整理), 百拇医药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 王 劲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从事的是神经外科工作，母亲是小儿科医生，我两个姐姐也是医生，所以我走上医学道路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受父亲的影响，我也选择了神经外科领域。
1978年，我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1983年又考了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研究生。当时的条件下，我国神经外科专业还很落后，无论诊断还是治疗，仪器设备还是理念，都比国外落后不少。当时，父亲也希望我出去学习一些技术，于是毕业后，我就赴美留学了。
从留学到工作，我在美国待了30年。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美国通过神经外科协会认证，成为临床神经外科医生的中国医学生。上世纪90年代，我一度想过回国，但考虑到如果当时回国，可能难以发挥所学及特长。我学的是神经外科，国内当时的手术设备、器械、耗材等各方面与国外的差距还很大。实际上不光神经外科，整个医疗领域和欧美国家都有差距。比如说一些复杂的颅底肿瘤，甚至一些需要搭桥的脑血管病，在国内做的都比较少，但当时在欧美这些手术都已经很普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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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外行医，每年我都会回国探亲。国内蓬勃的经济发展我是历历在目，我也一直关注着国内医疗领域的进展。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从那以后，在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的大医院里，各种硬件设施、医疗设备都在不断更新换代。我发现，很多医院的手术室都是全新的，里面的硬件设施和欧美相比已经差不多了，有时甚至要更好一些。就拿治疗帕金森病、麻痹震颤的神经调控手术来说，在2000年以前，由于耗材的限制，这项手术在国内基本很少开展；2008年以后国内的高科技公司开发了相应产品，这项手术在国内更多地开展起来了。
2008年就像一个开关一样，自那以后，国内的医疗领域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与国内的经济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正是因为国家富裕了，所以包括各省市的大医院在内，新楼不断拔地而起，装备、设备也越来越好。我在2014年应邀回国，参与筹建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开始投身于国内的神经外科事业。那时我们所采购的设备，和我之前在美国西雅图所用的设备是一样的，甚至更好。目前我们科室每年的手术量是900~1000台，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从外院转过来的高难度手术。在髓内肿瘤手术方面，我们科已经成为国内手术量最大的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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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行医多年，回国也有七八年了，对比国内外的医疗行业，我有几点体会。首先，在均衡性方面，我们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国内大城市的大医院与国外的差距已经缩小，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但发展不平衡，即使是省一级的医院，和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在美国，各地区的医院之间是没有太大差距的。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在病人出院时，医院会打出账单，我发现，其中的医事服务费都太低了，还不到美国的1/10，有的时候甚至仅为1/20。我认为这是对医生和医务工作者价值的严重低估。在医学培训方面，与国外的医生培养模式相比，目前国内的住院医师培养模式流动性相对较低。
中美医疗领域之间的不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得不提。在我国是以公立医院为主导，而在美国绝大部分医院是私立医院，但其中定位为非营利性医院的比营利性医院要多得多。这里面不光是税收方面的政策不一样，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医疗行业有别于其他行业，它首要追求的是挽救病人的生命、提升病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你跟病人说某某医院赚的钱最多，可能病患不一定会首选这家医院。希望政府能继续加大对医疗行业的投入，使我们的公立医院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首要任务，这样才能让医务人员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医疗质量上，并让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的大众。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健康都是人们永恒的话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把健康当成自己的主业去抓，要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而不是去依赖任何其他人，包括那些大专家们。这其中我们能做的有很多，比如多运动、定期体检，发现问题早就诊、早治疗等，都是对自己的负责。▲(本报记者董长喜整理), 百拇医药